导语：这次土耳其、叙利亚两国地震，世界各国红十字会派出了救援搜索队，当然中国也不例外，红十字会也及时派出了救援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救援物资。那么，中国的红十字会何时成立的？怎么成立的？你是否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呢……

纷纷扰扰  清末民初的中国“红会”

——兼记中国“红会”的缔造者沈敦和先生（下）

    中华民国的诞生后，沈敦和创立的中国“红会”又面临新的抉择，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吁请“立案”、“维持保护”。孙中山对“红会”的立案请求，率先表示支持。1912年2月23日，特嘱“准予立案”，并高度赞扬了“红会”救伤葬亡之举。

沈敦和成立的“万国红十字会”与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合影

    三月份刚在京宣誓就职、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收到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1912年5月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邀请函，就通知中国“红会”自筹经费、自己派人去。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虽是一个民间团体，但允许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红会”组织可参加。既然中国“红会”已得到该委员会正式认可，那么张竹君创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功成身退”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然而，同一个中国“红会”内部，已形成京、沪两地格局，于是就都各自派出代表，出现在华盛顿的会场，这就把京、沪两派的矛盾给彻底挑开了。会后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1912年7月16日召开全体会议,苏玛利议长汇报了万国董事会成立后工作开展情况、财务收支状况,随后在宣布解散董事会同时，决定留用沈敦和、施则敬等七位董事，处理“红会”的善后事务,以便交接给民国后即将组织的新的“红会”。

    此后,全国各地的“红会”合并已不能再拖了，经过短暂的两个月真空期，1912年9月29日,中国“红会”在沪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大会,出席会议者达1352人。经过几轮磋商，决定10月份邀集各省代表在沪召开统一大会。不图虚名、力求实际的“红会”缔造者兼大会召集着沈敦和，以大局为重让出会长位置，京、沪双方最终达成妥协：统一后的“红会”总部设在北京，由北洋政府支持的吕海寰当会长，常驻上海的沈敦和为副会长、兼“红会”常议会的议长。前者虽有官方的支持，但在募款、医疗、救济等实际工作方面，缺乏能力和资源；而后者却握有“红会”资产的管理与监督权，成了“红会”的实际决策机关。大会公举袁世凯、黎元洪为“红会”名誉正、副总裁,江绍墀为理事长。

    同年10月30日，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全国“红会”组织统一大会，正式在上海汇中旅馆开幕，副总统黎元洪、外交、内务、海军、陆军四部，奉天都督赵尔巽、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各省分会均派代表到会列席，只有身为会长的吕海寰，以事务太多为由没有出席（一说因病缺席），以致时人多视沈敦和为“红会”会首。

    中国“红会”至此结束了草创阶段，进入到一个全新稳步发展的时代。

    “红会”旗下的首家医院，是1908年夏秋之间,创始于跑马厅附近的安康里的“時疫医院”。所谓“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上海每年夏令之际，都有急痧、霍乱、天花、鼠疫、伤寒、痢疾等烈性病症发生,红会乃专设一院,延聘国外专家，对时疫进行诊治。每年“自夏令开院,至秋冬时疫肃清闭幕。”医院以“普济贫病”为宗旨，凡来该院“就医者,不论中外,不拘贫富,不论本埠外埠,男妇老幼”、“无论（其病情）如何危险,随到随治”。

清末《图画日报》绘“時疫医院”（中国公立医院）

    租界地方逼仄而病人又多，不得已，沈敦和第二年只得把医院迁至天津路另租屋经营。

位于天津路上的时疫医院

    1910年，东北发生的鼠疫波及上海，引发了上下一片恐慌。特别是租界当局的私闯民宅，强行检疫，引发华人的不满。工部局的消毒药水车被砸，由此引发了“清末检疫风潮”。

《申报》关于鼠疫的报道

    沈敦和想方设法与租界当局进行谈判磋商，由华人自设一座传染病医院，隔离就诊由华人自行负责，租界当局可予以指导。鉴于疫情传染快速，工部局仅给予四天期限。此时，粤商张子标听了沈敦和充满激情的讲述后，当即表示愿把自己“补萝园”别墅，廉价给“红会”作医院所用。这样，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己开办的公共卫生医院——中国公立医院（今上海市传染病医院）诞生了。

    据《光绪上海县续志·卷二·建置上·医院》中说：

    “中国公立医院，设宝山境补萝园。宣统二年十月，公共租界称有鼠疫发生，英工部局饬医，按户检验，居民苦之。适有死者六人，传言将厉行防疫之法，群情益震恐。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

粤商张子标的“补萝园”，这里建立了中国公立医院，可惜毁于1937年淞沪战争

    今后所有华界疫情患者，烦不着租界洋人来查了，改由华人自行检验，隔离诊治也归华人医院承担，阻断了租界势力对华界的侵入。华医不辞辛劳，十天查验了八千余户，竟未有一人感染，就此鼠疫检疫风波渐平。《光绪上海县续志》载：“凡华人患疫，其查验、隔离、诊治盖归华人医院办理。又种痘、治霍乱等症，及关于人身一切，亦归华人自理。于是，住居租界者，乃不受防疫之惊恐。自医院开办，鼠疫遂熄”。

中国公立医院正门

    中国公立医院由创办者沈敦和、朱佩珍、沈鼎臣三人担任正副院长。建院之初，经费短缺，得到了沪上巨商朱葆三、颜料大王贝润生等人慷慨资助，英医柯师太福（Stanford Cox）和几位中国医生，也经常解囊捐款助诊，不取分文报酬。该院成了平时服务社会与救助民众“红会”的标杆医院,赢得了广大上海市民交口称赞。

1918年上海地图，上海公立医院的英名就是“中国隔离医院”

   上海公立医院的依英文名直译是“中国隔离（isolation）医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公共卫生隔离医院，也就是现在上海传染病医院的前身，可现今上海滩上还有几个人记得呢？

    1919年7月下旬，当时沪上霍乱疫情盛行，有一则本埠新闻：“沪南董家渡大新街杨家渡一带，近亦发生时疫，传染颇甚，患者以江北苦力为多，死亡相继，新普育堂特日夕为若辈施诊，颇为忙碌。”

    上海《时事新报》的头版醒目位置上，26~28日也连续三天，刊发了章士钊先生的同一则“特别启事”：

　　    章士钊特别启事

　　    鄙人昨日忽患虎疫，即入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诊治，据医生云，

    一星期内不能见客。凡属戚友，幸勿枉顾。

    章士钊（1881—1973），时任北洋政府国会众议员、《甲寅》杂志主编，因创刊于农历甲寅（1914）年，封面又画有一虎，故又称"老虎报"。虎疫，是英语cholera（霍乱）的音译“虎列拉”的简称。章士钊此后又出任过教育总长，故又有“老虎总长”之称。他曾与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鲁迅等人有过多次笔墨交锋与官司，为后人留下不少值得探寻的旧闻逸事。

    百年前，“老虎总长”“忽患虎疫”，入住“红会”时疫医院，至少要隔离七天，启事告知亲朋好友们，请勿在此期间光顾。

    沪上《申报》7月28日的也刊文道：“（霍乱）疫症传染愈烈，蔓延愈广，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浦东洋泾一带、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日本且已宣布上海为有疫口岸。”“浦东烂泥渡、陆家嘴等处因疫死亡人数过多，贫者无力掩埋死尸，村口臭气逼人。”

《少年》杂志登载的霍乱流行图

    当时的防疫措施，也如同今天的新冠一样，配戴口罩，保持距离。工部局公示如下：

    “公立学校学生之上课者，……如有类于流行性感冒症者，则即嘱其归家，须俟病愈，始许上课。卫生处现正日夜紧制旧金山式之面具，今日可以发至各分局，以便任人领取。此项面具制法甚为简便，家庭中大可仿制，法以外科用之纱布叠成4层，广约4寸、长约7寸，两端置带，俾可套于耳上。如无纱布，以稀布亦可为之，惟用后须加洗濯。”

    这里的“旧金山式之面具”，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口罩。工部局卫生处可提供免费口罩样品，供市民自己仿制。

上海工部局预防流感传染之传单

    诞生于1910年的红会总医院，可能大家还比较陌生，但现在一说起张文宏、一说起华山医院，上海滩上是赫赫有名，没有谁是不知道的，全年就医人数480万人次，上海滩上位列NO.1。

    创院之初,沈敦和就旨在“为造就医学人才起见”，就在内附设医学堂，将教学与实践之地联为一体,并延聘英国、丹麦等国内外医生兼充教员。民国元年后,先后与美国哈佛两次联办红会总医院与学堂。医学堂于1912年开始招生至1921年,十年中,“红会”借助外力,为其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学堂——华山医院的前身（1910，上海）

    同年，“红会”创立的北市医院，其附设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学校”，培养了不少医务救护人员，为抗灾救援提供了可靠的专业人员，同时也为红会救护事业做出了贡献。

    1917年5月，“红会”还接收了上海总商会移交的吴淞口中国防疫医院。该院原系清官府拨助,辛亥革命后经费无着,一度由商会代管，而“中国红十字会系属慈善事业而兼负防疫义务者,以该医院移交经管,庶几责任可专,名实相副。当经本会与中国红十字会会总沈敦和商榷,该会长热心公益,慨允担任,俟帐务结束即行移交接管。”该院原系地方官商1904年合力捐建,是为中国商民进出口港检验检疫服务的,具有公益性质。

    这样在沈敦和的领导之下,“红会”旗下直属的医院有五大家：徐家汇路红会总医院、时疫医院（公立医院），南市医院、北市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他们不仅肩负起上海地区日常防疫与医疗事务,还为全国的医疗机构输送了不少医务人才。

    沈敦和除了完善“红会”自身的软硬件建设外，全国各地历次的天灾人祸，还要组织救护与赈济。民国后其荦荦大端者,人祸有：1913年“二次革命”、1914年张家口与山东及皖豫兵灾、1915年护法战争、1917年护国战争；天灾有：1912—1913年顺直地区、浙江温州,处州（今丽水地区）两地、及1917年皖北等多处水灾。为济皖北水灾,沈敦和还亲任红会与安徽义赈联合会会长。中国“红会”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人道主义“博爱”、“恤兵”为宗旨。

    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为防疫措施制度化、经常化，“红会”还特设防疫保赤机关,订立《防疫保赤机关简章》。在防疫上，注射接种，一律不分贫富贵贱，全体公民均可免费享受。自1914年起，每年规定春、季秋两季，开种牛痘。这一惯例很快由上海一地，推广到全国各分会所在地,提高了国人、特别是儿童的健康水平。

中国公立医院化验室医生办公处

    正当“红会”进入到一个全新高速发展之时，不料天降厄运，沈敦和突遭免职。

    1918年一战尾声，美国“红会”来华募捐,恤赈友邦的慈善事业,沈敦和当然应允了。想不到驻沪领事萨门司，第二天致函沈敦和,说是美“红会”在华“设立分会,不蒙反对,且得台端保证”,并在社会上大肆宣染。单纯捐些款与要在华设立分会是二回事，后者是一国家主权之事,沈敦和当然持反对态度，要他替美“红会”在华推广就更不会做了，这样就和美“红会”之间产生矛盾与结怨，令美“红会”大为不满。为此，美方就采用他一贯的手法，对中国“红会”开展了秘密调查，从总会到分会、领导管理、组织救济及财政等一系列活动。尽管沈敦和自身无懈可击，但总不能担保下面的分会。结果被查着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红会标识、徽章被滥用、救护不力、组织内部管理涣散与经费使用不当等。中国“红会”之所以存在如此种种弊端，是要归咎于沈敦和的领导。美方于是向北洋政府施压，调查不到一个月,1919年5月1日,大总统就下令免去了沈敦和中国“红会”副会长之职,改由蔡廷干继任。这种不经过红会组织本身，而由北洋政府与外国洋势力沆瀣一气、直接干预,真是中国“红会”的一种悲剧 。

    告别自己多年用心血浇灌的中国“红会”,沈敦和心情是复杂的。并非他自己贪名恋栈不去,而是实在放不下这份救苦救难事业。正如他辞函所言:“敦和追随国际,无补时艰,衰朽余年,日荷重负,良心众志成城,不愿谢绝热心同志,独善其身;国无宁岁,更不忍抛弃无告穷民,坐视不救”。即便去职后,任劳任怨，他仍关心着上海突发的疫情，“关系沪上安危，未便以告休退老之身，遽置民命安危于不顾”。疫情得到控制后，他又担任湖北义赈会会长，为灾民奔波。或许是过分刺激，或许是过分劳累，一年后１９２０年７月9日，一颗伟大的“博爱之心”，在上海寓所内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六十四岁。

    沈敦和从清末民初,实际主持“红会”工作达十六年之久,先后创设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医院、北市医院等,培养“红会”医护人才,可以说,“红会”的存在与发展,凝聚着他的全部心血。1919年7月,沈敦和离职前，对自己亲创的“红会”有过一段追述:“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多故,残贼人道,干犯天和,水旱疫疠,兵祸颠连,十年五乱,政争党争,南北背驰。本会应时势之需要,尽匹夫之责任,摈绝权利以尽义务,赤手空拳成此基础。……兹本缔盟万国,遍设分会,设医学以备人才,开医院以拯疾苦,集三万会员,劝二兆善款,国内国外天灾人祸,无役不从”。

    现在他走了，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近代的“红会”历史丰碑上。中国“红会”之所以有今天，沈敦和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中国“红会”当之无愧的创始人、确凿无疑的缔造者。可现在百度上，搜索中国“红会”创始人，往往搜索出是吕海寰，这就有些令人大跌眼镜了。

沈敦和，1866年-1920年

    愿敦和的精神永存！博爱的精神永存！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九日下午

附表及图：

沈敦和是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开拓者

民国时期上海爆发流行过的传染病至少有12种之多，天花、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烈性传染病都在那时的上海频繁登场。

《申报》关于鼠疫的报道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大门，时为上海医学院第一实习医院

上海时疫医院院址在西藏路（今西藏中路）545号。1953年，改名上海红十字医院，1967年，更名为红光医院。

发行于1914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

1914年5月10日，《甲寅》杂志创刊于日本东京。它是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因为农历甲寅年，因以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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