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不是我的大伯，是作家阎连科的大伯，是他在《我与父辈》里描绘的一位农村老人。

            稍稍关心文坛，应该都知道阎连科，他和莫言、贾平凹齐名，得过很多奖。他擅长农村题材，作品我爱看又怕看，全都是因为“真实”。他让我这个“城里人”知道当我在埋怨命运不公平、“青春有悔”的时候，其实那些荒诞的年代里，真正的“地狱”是农村，农民兄弟那才像蝼蚁般活着。 “苦”，这是我对阎连科作品的总印象，总是把它们当成忆苦思甜的好教材。

     但看得多了，想得深了，就懂得，其实阎连科的作品不光是“忆苦”，是控诉，在那一片荒脊的土地上、在那些蝼蚁般劳作的人群里，也萤火虫般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正是这些智慧让我们的农村和农民生生不息，绵延至今。

     阎连科在《我与父辈》里回忆了三位老人——父亲、大伯和四叔。父亲去世得早，四叔是半个城里人（农民工），他跟大伯亲如父子，无话不说，回忆得最为细致。作者用大量篇幅陈述了大伯的生命观，这里简直包含了我认为是最深刻又最朴素、甚至是最实用的人生智慧；经过作家的复述，就更加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

     “大伯”享年82岁，在当地、在家族里算是高寿了。他不是健康人，72岁的时候偏瘫，虽然生活能基本自理，毕竟无法行动自如，躺着、坐着、走几步，是他最后10年的基本状态。阎连科探家时去看望了老人家，伯侄畅谈。他说起了自己的“后事安排”，关照到了“那一天”，再远、再忙也要回来。交代完以后，他笑了，“笑得自足、自然，仿佛把身后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都落实妥当后，剩下的事，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阳光下，或者过道里，等着死亡，等着生命最后一刻按部就班地走来或突来”。阎连科描述道，大伯好像看着一片树叶从树梢摇摇身子落下了，只有一种平静和温暖。他静静地等待，仿佛明白“人生无休无止的疲惫与辛劳、奔波与周旋，其实都是最终为了这一刻——死亡和消失”。

     阎连科感叹道：“大伯对死的坦然让我震惊和尊敬”。

     作者说，面对死亡有两种人最为平静，一是能把生死关系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的大知识分子，二是如大伯这样不识字的农民，他们不一定信教，但相信人生的归宿和去处，是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的转换；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归纳出了不少农村老人一种我们听起来匪夷所思的观念——“以死为友”。

    听到这四个字就“吓人到怪”呀……

     阎连科分析高寿者，除了生理、医疗条件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把死亡当成朋友。他说把死亡当作了敌人的人，会为了生命而争斗，反倒最终用力过度而消耗了生命；怕死者，会因为惧怕而更早地招致死亡的到来或突袭。”可那些能够把死亡当成朋友的人，因为可以“平和相处，同室一居，同言同说，晨起而乐，日至而眠”，视它是“生命的幕僚和命运最后的亲近者”，使它忘记了回程的日期。死亡是一份邀你上路的通知书，既然已经到达，就不要急于打开信封，把它放在一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阎连科总结说，正是大伯与死亡的平和相处，才使他多病而无恙。

      大伯本来还可以活更久，最后是在烤火时起身添加柴火不慎摔倒在火边猝死的。他忘了自己的偏瘫，一摔，惊醒了死亡的回忆，而让他很快离开人世。阎连科赶回家守灵，他在换香的那一刻听见大伯的话——

     “你年轻活着时，要好好和生活相处在一起；到你年老，疾病和孤独降临时，你一定要和死亡好好相处在一起。别忘了死亡其实每时每刻都如影随形地跟着你，也别每天都记住死亡每时每刻都和你在一起”。

     许多老人都忌讳这种“不吉利”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我才对阎连科的论述倍感兴趣。这些年我们的观念进步很大，我们接受了“与狼共舞”，接受了“与病（包括曾经谈之色变的“肿瘤”）同存”的观念，是由于认识到了衰老、疾病都是怕不来、避不开的，只能接受它、容忍它，如果我们还能接受“大伯”的豁达的生命观，应该是更大的进步了。至少我自己，非常感谢大伯，感谢阎连科。尊重规律，遵循自然，有时候不是一件容易和轻松的事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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