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5年08月09号 06点 阅读 3140 评论9 点赞28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图片来自网络)
1968年,上海比其他省市动作快,处理文革中遗留下来的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的毕业分配问题。其实,这“毕业生”三个字是要打引号的,67届实际上只读了2年,还有一年学业没有读。当时的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我按我的年龄,应该是68届,但因为1958年大跃进,办了一些条件很差的民办小学,为了吸引生源,就放宽了入学年龄。我就这样提前一年上了学,也就成为了67届初中生。该届毕业生有约40%的人先分配到上海工厂和崇明农场。我“幸运”地被分配到属于机电一局重机公司的一家小型铸钢厂工作,当学徒,每个月有18元的收入。
成了“钢铁工人”,全家都很高兴。爸爸知道我当了工人,从部队写信给我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在农村,在田里干活,从来没有人能够去当工人,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份子。你是咱家第一个工人,而且是现代钢铁厂的产业工人,一定要好好向工人同志学习,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学到手。看了爸爸的信,我更兴奋了,上下班走在路上,都把新发的蓝色帆布工作服穿在身上,一路哼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了样……”。
但没多久,我这高兴劲就遭遇了五味杂陈。
一天,我下班刚出厂门,有几个比我岁数稍大一两岁的男生就上来用上海话骂我:“侬老卵个啥?穿身工作服就好老卵了?”他们边说边散开,摆出一副想要揍我的样子。
我一贯不会打架。看到这阵势,有点慌了。
“小赤佬,想做啥?想寻死呀?”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吼。回头一看,有五六个“模子很大”(上海话,意思是块头大、身体壮)的本厂工人,见我要吃亏,挺身相助。
那几个闹事的人顿时作鸟兽散。我问工人师傅:“你们认识?”
“认识的。伊拉就住在厂旁边。没有分进工矿,心里不开兴,出来惹事。”工人们回答。
这时,我想起了我也有不少同学,在等待分配呢。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有可能分到农村去。
1968年12月22日,也就是我进厂才一个月的时候,电台里响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广播声。席卷中国大地,历时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而那时,我作为“工人阶级”,经常领受任务,戴着柳条帽,去当工人纠察队,为欢送活动现场维持秩序。最经常的工作,就是去上海火车站(即北站),在月台上拉警戒线,防止车辆开动时发生事故。
我目睹了不同的欢送场景。到东北去、到边疆、艰苦地方去的,多半是热血青年。他们很多是自愿报名,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雄赳赳、气昂昂地,举着红旗,喊着口号上车,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后来吃了不少苦,但确实有很多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上海的干部队伍里,后来有一批“黑兄、黑妹”——去黑龙江的知识青年。
但有些地方的就不是这样,多半是就近插队的。他们家庭多半不愿意让子女到偏远地方去,就选择到较近的地方农村,或者干脆就去自己老家。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后来得到较好的成长,但数量不如前一种的多。送行这支队伍,往往遇到悲悲切切的事情。一次,月台上铃声已响,火车已经启动,我看到一位母亲还拉着她女儿从窗口伸出手不肯放。我连连叫:“危险!”她还是舍不得放。我只好拽她的衣服,她终于松了手。回头她看到我工作服上“钢铁厂”的字样,竟一下扑到我的身上哭了起来:“侬进厂了,阿拉囡囡下乡了呀!”她的泪水滴到我的工作服上,湿了一片。
这个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到后来,我脱下工装,穿上军装,在部队一干就是30年,比当年绝大多数送出去的同学都要晚回上海。
转发浦江思源缪教授的点评:丁书记用真实的笔触,再现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图景与个体命运。 第一个场景:写了作者刚进工厂就遭遇莫名“霸凌”,在工人师傅的干涉下,化险为夷。 ,霸凌问题久而有之,而且往往事出有因,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协同解决。 第二个场景写的是作者以“工人纠察队”队员的身份在火车站维持秩序,目睹了多种不同的送别场面。 后来作者到部队工作,服务30年以后,回到上海,想想自己竟然比那些上山下乡知青回上海更晚。 发现月台上有一条疤痕叫青春,营房里的茧子叫等待,而两者之间的钢轨,丈量着整个共和国转型期的体温。 不知我的理解对吗?感谢丁书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再现了那个年代所发生的的一切。为丁书记的文章点赞[玫瑰][强][玫瑰][强][玫瑰][强][强][强][强]
钢铁工人英雄汉,穿上军装更坚强。三十功名不张扬,大笑之余是榜样!丁书记的佳作【大笑之余】《刚进工厂时的五味杂陈》还原了当年祖国各地“四个面向”如火如荼的场景。也是苦尽甘来的缘故,抚今追昔,五味杂陈。为丁书记的佳作点赞!向丁书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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