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回顾 】——         廉政风气话当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1956年年初，我被分配到外滩的一家机关工作，那种上下平等、廉洁奉公的良好风气，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在机关里工作，政治气氛当然很浓，同时文明程度也较高。大家往往会提早一刻多钟上班，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争着打扫办公室，抢先提着热水瓶去灌开水。那时，等级观念相当淡薄，遵守制度与秉公办事却形成了风气。

     比如办公室的电话，因为是公家的，所以各人处理私事一般都不用，难得有什么急事用了公家电话后，事后会向领导打个招呼。有的科室在电话机旁设置了投币箱，谁打私人电话，就投入5分硬币。

     我所在的单位，是上海机电局下属的一个公司，因全行业大合营的需要，机电局下属成立了13个公司。我们公司的女经理李明(王若望前妻)，原是局里的电工处处长，属正处级，是延安来的老干部，级别为13级。她去延安前是上海纱厂的童工。她担任经理时，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尽管白天工作繁忙，下班后家务也很多，但中午休息时，她除了认真看报外，还常拉着我切磋数学习题，并鼓励我业余时间多读书多写作。

     当时，公司下属有大小76家工厂，公司生产科倪科长看到领导时常下厂联系工作，乘公交车很辛苦，就与下面一家大厂厂长协商后，调拨了一辆旧的小汽车，由公司经理室使用，汽车司机也已调进公司上班了。不料向局里一汇报，局里领导认为这不符合条件，因为上海市委有规定，局级以上领导才可配备公车。于是，司机仍退回厂里去了。经理们上下班或外出开会，或下工厂调研，仍只能使用6元一张的公交月票。当年买月票要看工作需要，须经领导批准，然后由公家报销3元，自己也付3元。

    私方副经理孙鼎先生是机电技术领域的拔尖人才，每月收入995元。这么高的工资，是由中央特批的（当时每两黄金仅90元）。孙先生和同办公室的私方副经理杨逸卿先生(华生电机厂第二代资方)，时时处处用国家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让人感动。除了与局长一起下基层指导工作可坐小车外，孙先生平日也只乘公交车上下班。按理说他收入颇丰,当年出租车又很便宜，但他从不叫小车，常常坐五、六角车费的人力三轮车,三轮车也从不让停在单位门口，步行半里左右方才上下车，就是为了避免给群众造成不良影响。

     平时各科室的工作都很忙碌，除工作上的联系外，私人之间在工作时间不多交谈。同事间的交流沟通，主要是在午餐后近两小时的休息时间。午饭是在大楼底层的联合食堂就餐，那是同一大楼里与电器公司、电力设备公司等四五家单位合办的食堂。午餐后，除了外出散步或看报学习外，有些同事还喜欢聚到办公室或经理室聊天，交流各自的所见所闻。

     有一天，孙鼎经理没有外出，见他情绪很好，我们几个年轻人中午就在他办公室里跟他聊了起来。平时孙先生言语不多，这次因谈及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的情景，他显得相当兴奋，语调高昂，甚至手舞足蹈起来。谈到1956年1月9日下午毛主席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他们并共进晚餐时，孙先生激情难抑：“……几个同行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边，正等待开会，大家心情舒畅谈笑风生。忽然，遮住会议桌另一边的幕布渐渐拉开，大家这才发现，毛主席竟与我们同坐在一张会议桌上。当时，我脑子里嗡地一响，昏沉沉的就像在做梦。这怎么可能呢？我用力捏了一把自己大腿，感觉有点痛，嘿，不是做梦！……

     开头毛主席讲了点啥？我一点也沒有听清。后来渐渐好了，虽然还很激动，但头脑还算清醒……”听到这里，我们几个年轻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黄浦江潮涨潮落，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岁月的流水，却无法冲淡对那个年代的记忆——那种纯朴，那种真挚，那种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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