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寺与碧落碑（一）

彭维新

       龙兴寺，全国居然有18座之多。细究起来，它们都有独特的历史沉淀与文化遗存。

       四川彭州的龙兴寺，建于1600年前的东晋咸康三年（337年），是佛教传入中国时建立的最早寺庙之一，初名“大空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诏号“龙兴寺”。

       安徽凤阳的龙兴寺则是明朝皇家寺庙，系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发祥之地。

       本文要介绍的山西运城新绛县龙兴寺（上图），位于新绛县城关镇龙兴路北端高阜之上，始建于唐，原名碧落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被改称龙兴寺。该寺因有碧落碑、金代彩塑、会冒烟的唐代古塔这三宝而名贯古今。这其中，碧落碑最值得了解、观赏、研究。

碧落碑

       《碧落碑》是唐代著名石刻，因其字、其文、其传闻故事奇特、神秘而一矣问世便盛名远播，受到人们重视。

       碑的文字，630字，含有众多不易辨识的篆字，怪异、奇诡而古雅，被历代学者所推重。 

       碑之文章，通篇为唐初骈文，初读不易懂，读懂了能令你为其华美文采拍案称绝。

       碑文故事，以武则天称帝为历史背景，谈及皇室人物、政治风波，其景其情可歌可泣。

（令人称奇、称迷、称绝的碧落碑现就立在入寺后的108级台阶之上、大雄宝殿门前。）

       长期以来，研究它的文人学者甚众，留下的文章论述繁多。但在关于该碑的一些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笔者借助一些书籍、资料对这块碑做些介绍。

       该碑最初立于何时、何地？

       《洛中纪异》有说，“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来请刻之。闭户三日，不闻人声，人怪而破户，有两只白鸽飞去，而篆刻宛然。”宋以来凡述及此碑，必提这一神话故事。

       欧阳修在我国最早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録》中说，“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传为碧落碑。……。”（上图）这一段文字讲到立碑和碑名的缘由：唐代韩王李元嘉夫人房妃去世后，其子李訓、李誼、李譔、李諶为妣妃祈福，造道教的天尊像“碧落尊像”，并刻碑文于其背后。此为绛州碧落碑来历。

       欧阳修之后，赵明诚与其妻李清照撰考古名著《金石録》，书中讲到，除了绛州碧落碑外，另有“司马山弥勒石像碑”，文曰：“永淳二年，篆书，旧在泽州府”。寥寥十数字提到另一通碑，即泽州的碧落碑。

       金明昌五年（1194年），泽州刺史许安仁撰有《碧落寺摩崖碑记》，文中写到：“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韩王诸子訓、誼、譔、諶，为妣妃祈福，因石壁刻弥勒像，摩崖碑其事于侧。”许安仁亲睹摩崖石刻遗迹，并访问泽州儒生故老，检阅旧存书传，故而所记确凿。确有泽州碧落碑。

       碧落碑于唐代先后出现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市）和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两地。不了解先后有两块同样内容的碑，并且不知孰先孰后，以及没有将两块碑结合起来研究，是此前对碧落碑来历有众多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

        很多金石家偏重于碑刻的书法而没有全面释读碑文；不少学者没有将碑文内容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则是不能正确了解、看懂碑文意思的主要原因。

       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名为《碧落碑考 金石偶谈》的书（繁体字竖排），作者名寓真。该书系统研考了碧落碑立碑背景、个中人物与故事、历史文化意义等诸多方面，可算是截止至目前为止对碧落碑各主要方面作了较全面归纳、研考的一部书，具有相当的资料性、知识性；书中作者个人的一些分析看法也较为精辟。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一读。

       在泽州造弥勒佛像于山崖，碑文刻在其侧；在绛州造道教天尊像，碑文刻于像背，这两通碧落碑立之为何？从碑文中“只奉严训”一句，可知它是诸子奉其父李元嘉之命，以孝子名义立碑。结合初唐历史和对已有古代文献的分析，我们可知两碑立之于先后，并概略知道一些时代背景。

       李元嘉为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十五岁授潞州刺史。贞观十年（636年）封韩王，升为潞州都督。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加实封满千户，居潞州（今山西长治）长达五十年，有地尊望重之説。《唐书》记云：“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元嘉父子在泽州造像刻碑，正是在“高宗末”即永淳二年（683年）。这年十二月高宗薨，武则天安排她所生的第三子李显即位，此即唐中宗。中宗在位不滿三个月就被罢黜，武则天开始临朝摄政。元嘉是中宗的长辈，在李氏诸王中资望最高，武则天授元嘉为太尉，想安抚他，但不久又將他调往绛州。显然，由于元嘉在潞、泽一带時间过长，武则天放心不下，调换地方，以便控制。元嘉此时也已看清武则天表面上尊崇宗室，实际上要诛杀诸王中不附己者的险恶居心。因此，元嘉与其子李譔预谋纠合宗室起兵。他以中宗名义下诏説：“太后必尽诛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垂拱四年（688年）秋，越王李贞与子李沖率先发兵，因其他各王仓促间兵马未能赶到，結果失敗。元嘉回京师后被逼自殺，其子李譔等皆被同時处死。（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称“神圣皇帝”，至神龙元年（705年）2月病重退位，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当年11月崩世于上阳宫），唐中宗李显复位后为李元嘉等李氏诸王恢复了名譽。

       元嘉的夫人是唐太宗的重臣、名相房玄齡的女兒。李元嘉有六子，《碧落碑》提到的四子是房妃所生前四子，即李訓，封穎川王：李誼，封武陵王，官濮州刺史：李譔，黄国公，官通州刺史：李諶，上党公。咸亨元年即唐朝开国第五十三年，房妃辞世。以四孝子为母妃祈祷为由，永淳二年在泽州雕弥勒像，像侧摩崖刻碑。元嘉调任绛州后，約于垂拱二至三年间（686年至687年）造天尊像，在神像背後又刻祈福碑文。两碑相隔不过三、四年時間，前者多佛教用語，后者多道教用語。碑文略有差异，篆字相同。

       元嘉父子被害之后不长时间，在绛州所立天尊像便被击毁，碑文另刻一石。该石碑上没有刻碑的年月日款。许多金石学者只看过该碑摹本，往往将碑文开篇第一句“有唐五十三祀”（实际是房妃去世之年）误认为为刻碑时间。而泽州碑有刻碑年款，在宋、金一些著作中明确记载该碑刻于永淳二年。绛州碑如刻于“有唐五十三祀”，便早于泽州碑十三年。这一点显然与李元嘉迁徙经历矛盾（《唐书》记载：“垂拱中，元嘉徙绛州刺史”）。《碧落碑考 金石偶谈》一书还引用清乾隆进士宋鋻《半塘闲笔》一书中的分析，以及碧落碑碑文中的语句来证明这两碑立之先后及具体时间。

       碑名何以称碧落碑？

       绛州碑，在绛州城内，先于碑文问世之前，原有一道观，名为碧落观。碑刻于观内，故由名之。这是总体的一个说法。具体故事颇为曲折。

       唐朝是三教并立的时代。唐初，因道教创始人老子（名李聃）与唐皇同姓，太宗李世民尊崇道教优于佛教。武则天天授二年改令佛教高于道教。绛州碧落观遂改为佛寺。开元年间更名龙兴寺。从天授到开元之初这二十多年间，佛教兴盛而道教从次，原道观中天尊像被毁，原刻于像背的碑文被另刻后置于寺中。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年1月至846年12月）灭佛，寺庙被大肆拆除，龙兴寺几成废墟。但当时有旨，石刻允许保留。故而碑刻幸存。资料称，唐懿宗咸通年間（860年至872年），碑刻仍在龙兴寺。這时已经是元嘉父子被害二百年之后。早年，唐中宗为李元嘉父子平反、恢复封号時，继承他死前韩王位的是他晚岁所生而幸存的第五子李訥，其后裔又改封郓王，而唐懿宗正是以郓王即皇帝位的。郑承规奉旨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在碑阴（反面）加刻了正书释文（见下图。有“奉命书”款识）。显然，唐懿宗作为李元嘉嫡传后人登基，此碑重新得到了尊崇。清代王昶所撰《金石萃編》有説：“懿宗建号咸通，此碑殆以韓王复嗣，而追崇其先祖之功德，及于遗碑，因加以释文也。”

郑承规释文全文

       泽州碑，该碑在宋代之前都尚未以“碧落”名之。到了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年至1053年），泽州名儒刘义叟携拓本赴京找人辨识，这泽州摩崖石刻才得以走出荒山。刘在京请龙图阁学士、史馆编撰宋祁辨识。宋祁作了释文。之后有泽州太守宋选从侄宋敏求（后为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累官至工部尚书）將宋祁的释文写成隶书，勒石立在了泽州府衙中（泽州府衙的释文碑当立于宋仁宗皇祐年之間（1049年至1053年））。自释文刻石立于府衙之后，原躺在荒山野谷的摩崖碑刻，名声渐隆远播，学界方知泽碑与绛碑有并蒂连枝的关系。

       到了金代，称泽州摩崖碑亦为《碧落碑》渐成习惯。碧落原是道教用語，本不为佛教所用，其碑闻名之后，山崖的石佛寺也隨之更名为碧落寺。就现存詩文资料，碧落寺之名始见于金代許安仁的《碧落寺磨崖碑記》。其文記述，北宋治平年间（1064年至1067年）赐有“治平院”門额。金明昌五年（1194年）山僧慧深增修了山堂，寺院渐具规模。

       不幸的是，约在金元之间，泽州碧落寺遭遇山火，摩崖碑随后亦毁。后虽经大修，但再难复如从前。清康熙朝名臣陈廷敬（正是泽州人，历任康熙朝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左都御史、文渊阁大学士）遊碧落寺時，已陈跡杳然，不禁有惆怅之感，其詩云：“碧落天边寺·青山有梦寻。” “到来想陈跡，黄叶滿前林。”

《碧落碑》的历史文化意义

       谈这个问题，寓真《碧落碑考 金石偶谈》引用了众多的典故和文字，讲得好。笔者将其主要部分借用于此，相信对有兴趣于古代文字、书法和文学的朋友有启发、有教益。

       关于文字。研究《碧落碑》，涉及古文字問題。古籍和古文字是古文化的载体，要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就不能把古文字丢失。

       我国古有仓颉造字之説。至周朝，有“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是古代文字的六种來源。周宣王时，史籀将仓颉文字进行整理修訂，作《大篆》十五篇，史称籀书。秦始皇統一中国，实行书同文，李斯等创小篆，又称秦篆，留有《峄山碑》。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都是秦朝早期石刻。《碧落碑》杂仓颉、史籀、秦篆三个时期古文字于一文，假借、转注甚多。許安仁説：“其书杂大小篆、鐘鼎之款識，铸石室之所藏，与夫石鼓、诅楚、峄山等刻，囊括殆尽。”

       宋敏求的泽碑释文，今已亡佚。郑承规的绛碑释文，幸有文本传世。清代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写道：“（碧落碑）篆书奇古，小儒咋舌不能读，賴有郑承规释文，稍可句读。至其假借之原，好古者尤或昧焉。” 经后世金石学者者辨识，原释文也有多字之誤。例如：“儀仙”之 “仙” 误为”山”，“同焕”之“同”误为“洞”，“叩心感慕”之“叩”误为“叨”，等等。有一字，篆为两個“⊙”並列，郑释为“邻”，后人有释为“谨”，有释为“曜”，至董广川改释为“品”，句子始觉通顺。顾炎武曾经纠正过释文的几个錯字，錢大盺又指出顾释亦有误者。錢大昕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多年研习此碑，解释有据，合于文意。可见古文字辨识之难，誠如董广川所言：“后世不识古字而妄议者可以叹也！”

       宋代郭宗恕著《汗简》，至今为学术界所推重的一部文字学专著，其中收录了《碧落碑》的古字。清初闵齐伋、畢弘述编撰的《六书通》，也把《碧落碑》作为字源之一。《六書通》所搜集古文字的来源包括鐘鼎、古石刻、秦汉印章等，是一部流行很广的古文字字汇。從《汗简》到《六书通》足以證明《碧落碑》对于我国古文字的保存，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于书法。以周鐘鼎、秦刻石为标志的古雅篆书，汉魏以后已趋衰微。到了唐代，唐太宗嗜好王羲之，极誉《蘭亭序》，形成了法书风尚，行、楷、草名家迭出，而对于鐘鼎款识几无人問津。李斯刻石也大抵毁于唐时。《碧落碑》在這种情況下出現，显得卓然高大，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清代汪由敦（乾隆年间先后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军机大臣，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兼工书法）在其《松泉集》中有一段关于《碧落碑》的评览，值得玩味:

       “……自汉以來，草隶盛行，篆法惟习《説文解字》。古文、籀书几与中绝。所传阳冰、二徐及梦英辈，大率皆《峄山》一种，以句圆齐整为上，不知古人繁简参差，惟意所适。按之《石鼓》及夏周以來器物款识，尚可推其遗意。此碑超出相斯窠臼，笔法亦自深稳。意訓、譔弟兄皆振奇好古之士。杂取籀文，兼及小篆，加以诡辞标置，骇动世俗，如道士白鸽神异，故有名当代尔。”

       汪文説到唐代李阳冰，五代后唐的徐銘、徐錯兄弟，北宋高僧梦英。这几位长于篆书的书法家，都是一味学李斯的《峄山碑》小篆，步其后尘，虽然勾圆齐整，却已失去了《石鼓文》以至鐘鼎款识那种隨心适意、淳扑古雅的遗韵。《碧落碑》脱出了李斯的窠臼，而且笔法深稳，可证其作者李譔必是振古好奇之士，加之道士白鴿神异的传説，而使此碑声闻惊世。

       后世对于此碑的书法，也有过不同的評骘。明代郭宗昌，一时被誉为书画金石的鉴赏大家，他所撰《金石史》就认为《碧落碑》“结体命意杂乱不理”，甚至“凡俗可厌”“已墮近代恶趣”。他的看法受到李慈銘、顾炎武和錢大昕等人的反驳。

       許安仁《碧落寺摩崖碑記》一文，赞叹道：“写以玉箸法，精深奧隱。梦得記之为嘉話，李监睹之而心醉。”“书翰双美，孰可当此。”李监即李阳冰，是李白的从叔（“从叔”，即祖父兄弟的儿子。前文还提到“从侄”，即堂房侄子），官至将作监。李阳冰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篆书家，学李斯《峄山碑》深有心得。他笔力豪骏，时人称之为笔虎。他本人很自信地説：李斯之后，就是我了，其他书家都不足言也！但他唯独仰慕《碧落碑》，见此碑字法奇古，自恨不如。据説他寝卧于碧落碑处“览之七日而不肯去，习之十二年不成其妙”（下图）。這一事跡記载于多种旧籍中。李阳冰曾任高平县令，他所看到的应该正是泽州的摩崖石刻。

       晚唐司空图在《书屏記》中写道：唐书法家徐浩真跡一屏，凡四十二幅，八体皆备，其中尤为精絶之笔，被称赞为“怒貌扶石，渴骥奔泉，可以视「碧落」矣”。此語亦可印证《碧落碑》书法之精絕。元代盛熙明《法书考》有説：“字虽多不合法，然布置茂美，自有神气，当以唐碑观之。”自元代之后，就看不到《碧落碑》真跡了。從前人留下的詩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其篆书是何等地不凡，誠然是周秦以后最高水平的篆书杰作，可謂李斯之后第一碑，可与《峄山碑》媲美。直到近代，康有为仍持此论，其在《广艺舟双楫.説分》中写道：“《碧落碑》笔法亦奇，不独託体之古，阳冰见之，寝卧数日不去，则过阳冰远矣。”

       《碧落碑》原刻之神韵，尤其是摩崖石刻之瑰伟，也許是我們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可惜泽碑已无缘存世，绛碑也非原石了。《绛州志》稱：“碧落碑石刻在州仪門內。碑阴刻郑承规释文。遭宋元兵燹缺裂。有后人所刻一碑，僅存形似。

上图为“绛州重刊碧落碑文”

       据王状弘《增补校碑隨笔》說：該碑“明中叶拓本石未断，明末清初拓，碑自首行「龙」字至末行「书」字中断，损数十字”。现存碑刻所损数十字“仍如其言”。此碑今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毕竟可以使我們略见唐人遗风。

       关于文学。説到唐代文学，一般都以唐诗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为代表。但在韩柳古文之前，曾经盛行骈体文学。骈文多用四字、六字句，讲究谐和声律，排列对語。我们现在对這种四六文读之不多。《碧落碑》是典型的初唐骈文。从文学价值上也是值得研究的。全篇行文华丽典雅，丽偶章句读来饶有别趣。碑文中有一段写道：

       “……土木非可久之质，熔鑄为诲盗之先。肅奉沖规，圖輝貞貭。睟容伊穆，玄儀有緯。金真摛耀，凝金闕之易奔：琳華揚彩，若琳房之可覲。霓裳交映，歘駕斯留。帝宸飾翠雲之美，香童散朱陵之馥。”

       塑像如果用泥土或木料來做，不能耐久；如果用銅金來铸，又会引誘人來盗窃。因而，遵从朴素的風范，造像用了贞石之质。这是本小段前几句的意思，説明了雕像为何不以範金，而以石刻。接着描写雕刻的精美。『睟容伊穆，玄儀有偉』形容先妃温和慈祥，圣像光辉照人。『金闕』、『琳房』指神仙的居所。『金真摛耀』、『琳華揚彩』指描金绘彩、华丽辉煌。『易奔』、『可觀』则表示在仙宫中的自在和显耀。『霓裳』是仙人的衣裝，『歘駕』是仙驾的轻车，一派飄拂轻柔之态。『帝宸』指帝王的宮苑，『朱陵』是道家的洞天，如翠云飄绕，有芳香馥郁，俨然一处福乐之地。作者在这里展开想象，状写天宫的美好情景，表达了对妣妃在天之灵的祝愿。

       仅一小段文字，文辞简练，内容充滿浪漫色彩。如果用现在的通俗语言來写，未必能用很短的句子达到这样的文学效果。此碑虽是骈文，但其中也夹有散句，如『曠矣哉！道之韫也！其寄於寥廓之場焉！』这样精辟的词語，显示了碑文不落凡俗的写作艺术。

       《碧落碑》不仅隐藏着一段政治斗争的逸事，当以历史文献视之；同时，它文篆俱佳，不愧为绽放在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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