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3年11月20号 06点 阅读 10152 评论8 点赞21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国画《孟子释仁》 (浦江客读史212)
【浦江客读史】行仁政忌昏庸是千古治政鉴戒
——《资政史鉴》之十:教训篇(一)
在漫长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行仁政、忌昏庸的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早在殷商盘庚时期的《盘庚》篇,把德看作关系着政局兴衰的关键因素。先秦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施行仁政看作是政治的根本问题。然而,作为仁政的对立面——昏庸,却成为了为政失误中出现得最多的现象。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喜欢狗,在曲沃建造了狗圈,给狗穿上锦绣狗衣。颇受晋灵公宠爱的权臣屠岸贾投其所好,常常用夸赞狗的种种好处以取悦灵公,使得灵公更加喜欢狗了,经常用祭祀时盛供品的礼器来喂狗,并通令全国说:“谁胆敢伤害我的狗,我就砍掉他的脚。”从此以后,全国的老百姓都害怕狗。
凡是想向灵公汇报国事的大夫,要是不经过屠岸贾允许,屠岸贾就放出群狗咬他。执晋国政的赵盾打算进谏,恶狗直扑过来,将赵盾挡在门外,不能进宫。有一次,屠岸贾诬陷赵盾,灵公大怒派人去杀赵盾。赵盾逃到了秦国,赵盾的堂弟赵穿借着众怒,带领近卫军攻打屠岸贾,将其杀死,接着又在桃园杀了灵公。晋灵公的狗在四处逃散,国人把它们全部捕获并煮了。
无独有偶,因玩宠物误国的还有明朝的宣德皇帝朱瞻基。明宣宗特别喜爱斗蟋蟀的游戏,被史家称为“促织天子”、“蟋蟀皇帝”。他专门下诏到江南去寻找能斗的蟋蟀,江南一带掀起了捕捉蟋蟀的“全民运动”。
吴县枫桥地区有一位掌管粮税的粮长,奉郡守的差遣寻觅能斗的蟋蟀。他终于找到了一只最好的蟋蟀,于是用自己所骑的骏马把蟋蟀换了回来。粮长的妻子听说丈夫用骏马换一只小虫子,偷偷地打开盒子想看看,结果蟋蟀跳出来跑了。妻子非常害怕,只好自缢而死。粮长思念妻子,又害怕官府惩罚,也不得不自缢身亡。高压皇命之下,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止粮长一家,明宣宗为此开创了中国斗蟋史上的“血泪篇”。
所谓昏庸,指为政者糊涂愚蠢,没有志气,没有作为,庸碌无能。昏庸,是为政者一种危害极大的行为。昏庸的表现形式纷繁复杂,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昏庸的危害面非常广泛。
一是,不实事求是,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的典故讲的是,公元前207年,丞相赵高当着群臣的面把一只鹿送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笑着说:“丞相说错了吧?你把鹿说成了马!”当时,有的大臣沉默不语,有的大臣违心地说是马,以迎合执掌实权的赵高,而少数照实说是鹿的人,遭到赵高的陷害。从此,群臣更加害怕赵高,不敢说出实情。
可见,社会风气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政风,是秦二世的昏庸造就了赵高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唐朝的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说:尧、舜用仁义统御,带动了国家好民风;夏桀、商纣用暴虐统治天下,形成了坏的风气。君臣正视客观现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反之,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会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恶果。
二是,不勤恳谋政,玩忽职守。
无论为君、为臣,还是为将,都应当在其位,谋其政,勤其政。晋厉公失威被杀、楚厉王击鼓失信、咸丰皇帝出逃人心崩溃、晋穆帝永和末年“多列家疾”不上朝、北魏孝文帝时尚书失职、牛仙客尸位素餐等,均为乏智寡谋、失职渎职的典型。明熹宗朱由校玩物丧权、宋少帝废政丧生、陈后主不忧国难等,是沉缅酒色、玩物丧志的典型。唐睿宗舍本逐末修道观、汉文帝服食丹丸求神拜佛为“灵丹妙药”所误、南唐主信佛误国等,都是不治理军国要务,反而虔诚地信奉宗教,以求长生不老的愚昧举动。更有甚者,当权者把燃眉之急的军务当儿戏,丧权辱国,酿成千古之罪。
三是,不以民为本,草菅人命。
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统治者推行轻谣薄赋的政策,使民众得到休养生息,从而使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而周景王劳民伤财制造大钟;辽国统治者每年向女真部落勒索一种叫“海东青”的鹰;金章宗建造壮丽寺院;元朝统洽阶层抢掠如寇、滥印纸币;清代颁布“留发不留头”的法律,使得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上图)狗咬赵盾图·嘉祥武氏祠汉画像(下图)明宣帝斗蟋蟀图
昏庸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如大肆采用愚民政策,焚书以闭塞民智;用法失当,造成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如要属下的妻子承担丈夫、儿子承担父亲为政之失的责任;居安不思危,豪奢狂饮,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不务正业,只知玩乐,视边防等重大问题如同儿戏;讲话、指示不得要领,不切实际,长篇大论却空洞无物,更不虚心纳谏,听不进真话,以至消息闭塞,上下不通,对阿谀之词则十分欣赏,以致助长社会上编造谎言成风;一味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贪图对自己有利,以致一错再错,难以收拾局面,却又不反省,不检查自身;不切实际,好写虚文,甚至自欺欺人、篡改历史、荒唐怪诞;崇拜宗教,一味迁就宗教势力;枉法贪色,荒淫卑鄙,低级下流,失去为政者的基本形象;盲目无知,不能正确分析敌我形势,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以致坐失良机;清谈高论,假充内行;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和社会经验,不能服众,却紧紧抓住既得权力不放等等。
昏庸,主要表现在重用奸臣和小人上。奸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基本上可以说,明君能识破奸臣,远离奸臣,而昏君往往重用奸臣,轻信奸臣,不辫奸伪,受奸臣所制约、操纵、摆布。在对待奸臣问题上,明君和昏君截然相反,可以作为为政者是否昏庸的试金石。中国古代史上,昏君与奸臣狼狈为奸的事有很多,臭名昭著的有秦二世和赵高、宋高宗和秦桧、明世宗和仇鸾、明熹宗和魏忠贤等。其结果是奸臣篡夺了部分甚至全部皇权,封建制度出现混乱,统治秩序难以维持,进而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有些昏君虽然不是末代君王,但其昏庸的行为,促使一朝历史由盛到衰的转变。有些昏君,如宋高宗重用秦桧、明世宗轻信仇鸾,所遗害的就不仅仅是一代朝政,而是当时的民族利益。
为政昏庸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封建统治阶级只注重维护本阶级的私利,往往践踏、摧残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利,行政权力过于强大而司法监督机制在许多情况下名存实亡,以致对行政权既没有社会和典论制约,又没有健全的法律制约;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自然经济的特征是既分散又封闭,造成了上下不通,行政高层闭塞的局面;封建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制度,因此政界充斥着裙带关系、血缘宗法和地域门户之见;等等。封建制度存在着为政昏庸的土壤。当然,造成为政昏庸的原因自然还有许多个人因素:只想升官发财不思为政进取;缺乏为政道德修养,不注意专门知识的积累;随波通流,视个人的力量为草芥等。
行仁政,是儒家为政的根本思想,认为统治者应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西周初期的领导人周公,提出应从善体恤、慎罚、戒荒宁几个方面入手,关心人民的疾苦,察民心匡政失。为政者要“无康好逸豫”,不贪图享乐,不恣意为非;要“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勤于理政,感悦民心。然而,为政昏庸,就会造成上下闭塞、满朝昏臣,遇事相互推诱、因循守旧,不愿改革进取;庸人充斥、纪律松懈、法制废弛的局面,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极大的危害,这就是古人总结的千古鉴戒!
转发浦江思源开凯老师的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荒淫无度家国萧条。【浦江客读史】(212)《行仁政忌昏庸是千古治政》是一篇很好的励志警醒文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凡仁君皆以民生为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反之亦然,“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典故不胜枚举。曹老师辛勤笔耕史海钩沉,将历代盛衰之比较,精辟地归纳为行仁政忌昏庸。昏乃浑浑噩噩不学无术,任由坚佞小人摆布,排斥忠良。庸则不顾国计民生挥金如土,一挨灾难与战乱顿失江山。昏庸叠加祸不单行,勤政廉政百业振兴。作品配合了当前反腐倡廉专题教育,令人提神醒脑。为曹老师的佳作点赞!向曹老师致敬!
浦江思源
谢谢开凯的精彩点评!“作品配合了当前反腐倡廉专题教育,令人提神醒脑。”——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浦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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