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卢湾》触动了我灵魂里那个最软最软的地方——谁没有一个故土故居的情结呢！“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流浪汉还恋着那个“高架下面”的一角，不肯去设备齐全、生活无忧的收容所呢。

          “梦”里有上海的“角”。 从概念上讲，“上只角”是殖民时代的租界，是洋人、买办、社会名流聚集的地方，“下只角”则是劳动人民居住之处。解放以前，租界内治安情况较好，环境比较宜人；而贫民聚居处“脏乱差”。解放七十四年，“下只角”整治环境，大兴土木，高楼大厦林立，生活环境一点不亚于当年的租界。可是不知为什么，许多老上海尽管住着“三层阁”“亭子间”，还是开口闭口“阿拉上只角”，颇有点“没落贵族”的腔调，而那些搬走的居民也不大肯认同自己的新地段，动辄还是以“卢湾人”、“静安人”、“徐汇人”……自居。恐怕是因为在“上只角”里蕴含了更多的海派文化的因子吧。

         记得我们卢湾区“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分界线在建国路（也有说是“徐家汇路”）。上世纪70年代，我沿着“重庆路——鲁班路”晨跑，建国路以北，是幽静的林荫道，震旦大学和伯多禄堂是那样高雅，巴黎公寓、重庆公寓，还有万宜坊，建筑风格迥异，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行人的脚步似乎都放得很轻很轻。可是走过建国路就不一样了，道路立马就坑坑洼洼起来；斜土路附近有“坟山”（公墓）和稻田；而小工厂连绵，黑烟突突，一股金属味、机油味扑鼻；接近江南造船厂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了，地上到处是铁屑、金属刨花，不小心鞋底就被戳破。我的小学在重庆路上，原来区工人俱乐部的一条弄堂内，学生也以建国路为界分成两帮，完全是无意识的分野，双方从来没有任何冲突，可就是融不到一起，老师拉也拉不到一块儿。现在回想，可能还是两拨子孩子的气场不同，也就是他们家长气场的不同，说到底，还是两只“角”的气场不一样吧。

         其实，“上只角”里穷人也很多，比“洋人、买办、社会名流”多得多了。弄堂里、石库门里生活着多少天不亮头件事就是“倒马桶”的“城市贫民”呀，可是穷人、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穷人离不开富人的开厂开店，富人也少不了穷人的服务。从没有听说谁家的汽车、三轮车和黄包车被戳胎放气的事。富人上下班看到弄堂里熟识的穷人，“爷叔”、“姆妈”地叫；“爷叔”“姆妈”也亲亲热热地应一声；“上班啦”或“回来啦”。大人根本不会对孩子灌输什么“仇富”的思想；相反 “富人”往往倒成了“穷人”教育和激励孩子的好榜样。和我家住在一幢房子里的有一位“孙家公公”，是惠罗公司（仅次于“四大公司”）的总经理，他常常会摸摸我们孩子的头，送上一点小礼品；而我们也从大人那里知道，他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意”的“练习生”，通过努力，慢慢爬上了“高级买办”的位子，从中得到了最早的“励志”熏陶。我到老也没有参透那种真正的和谐是怎样营生出来的。现在回忆，“上只角”里最值得珍视的是居民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有钱人自不待言，就是穷人勒紧裤带也要供孩子上学。没有辍学儿童，也极少“啃老青年”。最美的场景就是孩子们背着各色各样的书包、拎着大大小小的饭盒走在大马路、小弄堂，当那些活泼的身影被朝霞或夕阳勾勒，那才叫动人呀！

        “上只角”“下只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现在新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又出现了。当然现在的“穷人”只是相对而言。我家附近的“天地系列”的豪宅是绝对富人区，而那些经适房和郊区的动迁房则是富人绝不涉足的地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各种资源的分配是完全不一样的，两者的气场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后果可是十分严重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还不算，更可怕的是富人将子子孙孙富下去，而穷人将子子孙孙穷到底。这个阶层固化的大问题也是世界性的，不知如何破解。听说新加坡等国家用“掺沙子”的方法杜绝“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出现。当乔木、灌木、花儿和草地共生同荣，这才会形成茂密的森林。

     “上只角”和“下只角”的说法也只会存在于我这一代了。双翅齐飞，这应该是新的“海派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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