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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突击队往事

作者：严家骖

1961年新学年开学，我遇到了一件尴尬的事，我班内有不少学生没有来报到。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辍学的原因出奇地一致，家里经济困难不想上学了。

当朱桥中心小学陆光黎校长和肖庙小学沈洪吉校长找我谈话时，我的预感成为现实，尽管当时我已是代缺额教师，属于编制内老师，但我还是被解聘了。

我没有伤心，没有怨言，打起被头铺盖，回了老家。我相信一位名人说的话，大意是命运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又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人生遇到挫折，不要气馁，要始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1961年、1962年，村里小我二三岁的几个小伙伴相继初中毕业了，加上我和同龄的徐梅生有六七个人。东街生产队长朱凤池要我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青年突击队，叫我担任队长，好让生产队有一支随时可用的有生力量。

三夏三秋农忙时，我们青年突击队担负起值班防夜的任务。水泥场上堆满了开夜工脱粒下来的麦子与稻谷，为了不让集体的财产受损失，我们排好班次，每两人一班，在脱粒场边上的张家墙门间里，铺上麦柴或稻草，被头一摊，就睡在上面，第二天照常出工干活。

三夏插秧时，为了赶进度，会插秧的男女劳动力都下田插秧了，不会插秧的我们成了挑秧、甩秧的主力军。待一塘田秧苗都抛满了，我们才下田学插秧。

生产队为了培养我们早一点学会农业生产技术，安排一个老农带我们一个青年学罱泥。

罱泥船都是一吨半的木船或水泥船，老农在船头罱泥，我们小青年在后梢撑篙配合。老农边罱泥边讲解要领，我们看在眼里默默领会。两三天下来，也跃跃欲试学罱泥。

罱好一船河泥，撑到河塘边，两人一前一后配合好节奏，用划勺一勺一勺抛向河塘。

一船河泥二三千斤，一勺河泥二三斤，2人拷完一船河泥一共要抛八九百次、上千次。刚学罱泥的我们，回家吃饭手酸得连筷也捏不牢，大家都不叫一声苦。

6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辈人年轻时吃过的苦、受过的难都已渐渐淡忘了，唯有3件事，至今还留在脑海里。

第一件事是评工分。每一农忙季节结束，生产队都会利用雨天不出工的机会把男女劳动力召集在一起评工分。在评到我们青年突击队几个小伙子时，大家叽叽喳喳说开了，有肯定的，有赞扬的，也有不少指出我们的种种不足。队长朱凤池一锤定音，青年突击队有贡献，有不足，工分一律打8折。

散会后，“青年突击队，跟了阿菊（我的乳名）触霉头”的调侃声，传遍了全村。

第二件事是打麻雀。那时，麻雀还属于“四害”之一，列在消灭之列。有一天，不知是谁借来了一根打鸟用的鸟铳。小伙伴们客气地要我开第一枪。我也毫不推让，煞有介事地装好钢珠和火药，瞄准几只躲在棉杆子上的麻雀开枪。只听“砰”的一声枪声，不见麻雀倒地或飞走。走近一看，原来我以为的“麻雀”，却是还未开花的棉罗朵，随风摇摆就像麻雀一样，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一句新歇后语：“眼镜打鸟（diao，音吊）——空欢喜一场”又在村里传开了，成为那时艰苦物质生活里的一剂精神调剂品。

第三件事是送参军。1963年冬季征兵，我们东街生产队有4名适龄青年被批准入伍，他们是张子祥、徐梅生、周徐中、申永安，都是青年突击队成员。当年我们葛隆大队共有7人榜上有名，创了历史纪录。另3人是南街李润德，西街的董顺昌和施家栋（到部队后改名为施向东）。

大队敲锣打鼓为应征入伍的青年家庭贴上“光荣人家”的条幅，召开座谈会、欢送会，直到把胸前戴着大红花的他们送到嘉定县武装部新兵连报到，热闹了好几天。

新兵入伍后认真学习、刻苦训练，都有很好的表现。特别是年龄最小的张子祥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很快入党提干，一直升迁到某部师参谋长，退伍后任上海大学武装部部长。徐梅生退伍后任外冈镇武装部长。葛隆出了两位武装部部长，真为他们感到高兴，为家乡自豪，这是后话。

1964年1月，我被安排到外冈人民公社驻上海积肥组劳动，开始了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青年突击队离我远去。

经受磨炼，是人生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不知劳动的辛苦，那知饭香的不易；不经生活的磨难，哪有今天幸福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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