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双全的侦察排长

薛鲁光

家父薛迈（曾用名：薛其彬）于1921年出身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好学，为人正直，倾向进步。1936年，15岁的他考入泰安一中，国文教师公振国是中共党员，平时就给家父讲一些革命道理，使他逐步坚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地主恶霸，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的信念。

1938年8月，日寇的炸弹轰炸他就读的泰安一中，书读不下去了。父亲就联系他的同学张培、包志等人投笔从戎，参加了由黄克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

山东纵队某团七连的蔡连长发现17岁的父亲机灵、忠诚、勇敢，天生就是干侦察的料。于是，蔡连长就培养他当侦察员，不久派他参加团射击训练集训班。父亲不负众望，很快掌握了步枪、手枪、手雷、炸药包等各式武器使用要领。集训班结束后，父亲就在蔡连长手下任一名侦察员。10月某日，泰安战役前夕，蔡连长命令他带领一支武工队侦察泰安县城外围的敌人兵力部署情况。父亲心想，要完成侦察任务，抓一个舌头过来，一审不就全明白了吗。于是，趁着夜色，父亲率领包志、张培，悄悄地移动到泰安县城外围的敌方阵地。敌人把泰安县城围了个铁桶似的，光铁丝网就有三层，探照灯将方圆一里的地段照得贼亮。除了固定哨外，流动哨每隔五分钟巡逻一次，要抓其中的一个舌头谈何容易！然而，机灵的侦察员们躲在草丛里，先扔块石头，再学两声猫叫“喵喵”。当日寇停住查看时，父亲和小张有如猛虎扑食，将敌人队伍中最后一个哨兵擒住、捂嘴、后拖，神不知鬼不觉地抓到一个落单舌头，之后立刻审讯。敌舌交代：城外，有一个加强连，近两百名士兵，一式日式装备，三八大盖、冲锋枪、迫击炮、手雷，甚至百米外还有雷区，雷区装有警报装置。包志会一些简单日语，了解到舌头本是穷人，被抓了壮丁，于是对他进行政策攻心。这名日寇幡然醒悟，决定弃暗投明，画出了泰安县城防图，标出了雷区、探照灯区以及各个区域的人数、火力配置。父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整个泰安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扎实基础。战后，父亲火线入党。

1939年，父亲在战斗烽火的考验中，已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侦察排长。在一次战斗中，张培的一条腿被鬼子炮弹炸伤，父亲毫不犹豫地背上受伤战友一路狂奔，一直将其护送至几里外的营救护队。由于抢救及时，张培受伤的腿保住了，他非常感激父亲，他俩成了生死之交。

一次，父亲与张培完成任务后，与一股日伪军突然遭遇。因为地形不利, 父亲和张培边打边撤，退到山坡上的一座古庙里。日伪军从四面围了上来, 父亲沉着应战，弹无虚发。最后,还剩下八名日伪军，其中一个日寇曹长歪嘴疤是个中国通，他嚎叫道：“八路，我知道你已经没子弹了，快出来投降吧。”“谁说老子没子弹了，不信，你上来试试！”。父亲一边说，一边使劲拉了拉枪栓，“投降，我看还是你们出来投降吧！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说完，父亲向张培眨了眨眼睛，张培心领神会，马上跑至三米远的山坡上，“排长，别跟那些人啰嗦，我这一梭子扫过去，准把那些不知好歹的人撂个光。” 这下，歪嘴疤搞糊涂了，明明他只看到一个人，怎么又出来个帮手，对方究竟还有多少人？。“好，一班往右包抄，二班往左包抄，三班跟我正面攻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父亲从小练过口技，这时候他的这个手艺真派上了作用。只听，不同声响的“一班明白”“咳喳喳”“二班明白”“咳喳喳”，不明就里的歪嘴疤还真的以为对方有一个排的兵力。那还等什么？哗啦啦，日伪军全部低着头、举着双手走出了古庙，缴械投降。就这样，他们两人一下子抓了八个俘虏，还缴获八支三八大盖及子弹和手雷若干。为表彰他临危不惧、智擒日寇的功绩，父亲被荣记三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与老战友张培、包志等同志南下。父亲曾担任上海市江湾区（现宝山区）首任区长、区委书记，并兼任上海警备区某师政委等职务。文革中，父亲因公去世，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上海福寿园新四军墙上，与他的战友们在墓园会师。人们将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创立伟业的战士。

（本文作者与父亲薛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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