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在上海成立，自成立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职教社西迁止，这20年间，立足上海面向全国，为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以黄炎培先生为首的一批中国职教前辈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其中主要有江问渔、杨卫玉、蒋梦麟、姚惠泉、刘湛恩、邹韬奋、陈选善、陆叔昂、钟道赞、顾树森等，同时也是一大批社会贤达如蔡元培、马相伯、陈嘉庚、钱新之、穆藕初等在思想上、物质上大力支持、帮助的结果。上面我们提及的和尚未提到的先辈们，是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界永远也不能忘怀的。

中国最早提出职业教育是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的一篇序言中说：“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民国四年（1915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中撰文谈到“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养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但他们只作了文字宣传而无职业教育实际行动，故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中国历史发展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客观上要求发展职业教育，黄炎培先生等审时度势，及时借鉴欧美的经验，在中国倡导、推行职业教育，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新的创造。总起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职业教育引进中国是上世纪初中国大地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奇葩

上世纪初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皇朝在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国。但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以妥协告终的胜利，政权落入了封建军阀之手，互相争夺不休。所以这个政权不可能自上而下的把民主革命从政治领域推进到思想文化领域，这个责任落到了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上。以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民主革命斗争。新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指“尊孔读经”，这一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中国自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学被经学所排斥，特别是隋唐际，广兴科举，科举成为皇朝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仕农工商，以仕为首，十年寒窗，全为金榜题名。教育成为为仕途服务的工具，与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切断了联系。

新文化运动初时主要是在文学界、思想界、高等教育界中涌动。黄炎培先生则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中首先提出实用教育的主张，把中小学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继而把实用教育具体化为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兴起，虽然是借鉴了欧美的经验，但有着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环境基础，这在国外是没有的。职教社的先辈们乃是站在历史发展前沿的拓荒者，革命者。

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职教社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科学化、平民化的教育。在此以前中国生产技术的历史承传主要是学徒制形式，师傅对徒弟传授手艺，基本没有理论作指导，徒弟学得手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职业教育是以专业技术的理论教育和实践操作的技能教育并重的教育，使中学成为传授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育人场所。职业教育又是平民化的教育，在职教社的宗旨里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用来解决平民生计问题的教育。它面对的是社会弱势群体，为平民子弟在接受教育后获得就业的技能，这在当时一些富家子弟或一些遗老遗少们是不屑一顾的。职教社在立社次年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选址当时上海老城厢南门外陆家浜的南河沿，是贫民聚居之地，把受教育的权利从少数富有人家手中交到广大劳动人民手中。职业教育充分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无疑职业教育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支色彩斑斓的奇葩。

二、在中国历史上跨出了教育为经济服务、为生产服务实践的第一步，使教育从神圣殿堂，真正回到世俗社会

职教社成立的时候，正值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大战中各国列强为了参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国内市场的需求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受到人才瓶颈的制约。原有的旧式工商业的学徒制无论在培养徒工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现代工商业的需要。而当时的普通教育是以升学为目的，一旦毕业若升不了学，则成为知识游民。而学制中的实业学校，亦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主要原因：一、设科不按市场职业岗位的需求；二、学习偏重理论，无动手能力。

黄炎培在中国倡导的职业教育完全按市场的人才需求为办学方针，毕业生大受社会欢迎，体现了教育思想上的一大转变。但并不为社会各阶层所理解，特别是富有阶层，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子弟成为手脑并用的劳动者。所以反对者有之，叽骂者有之。这恐怕是任何进步的、新生事物普遍的遭遇。在职教社坚持、提倡、推广下，社会逐步接受了职业教育这个概念，到1922年修订新学制时，职业教育才登堂入室，编入学制，替代了实业教育的位置。

三、创建了适合中国社会特点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

黄炎培和职教社的先辈们大都是教育家或从事教育事业者。而职教社的宗旨是提倡、推广、改善职业教育，因之不能不注意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同时又不能不重视职业教育实践的示范。到立社15周年时，职教社全面总结了自己在理论研究和一定的实践探索上的成果，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纪录在为庆祝建社15周年而出版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一书中。

这个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大部分，从空间范围上看是一个覆盖全国的城乡两部分。宏观的职业教育理论包括职业教育的定义，中国职业教育史和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职业教育的目的、意义、种类，职业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一般教育的关系等。职业教育的微观理论包括举办各类、各科职业教育事业的规划原则、各种职业教育事业的宗旨、目的、要求、意义和方法，举办职业教育各种事业的环境选择、人员配置和培训等，可以说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四、为解决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贫困、文化最落后的农村推行职业教育，同时实施全面改进，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

黄炎培和职教社十分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推行，建社后的第三年即1920年，职教社成立了农业教育研究会。

1925年黄炎培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农业教育的全面设想，包括三种类型的教育：一、为农业培养研究实验人才的在省、区设农业学校；二、为培养和发展农村手工业人才的在县、镇设工艺学校或中心工厂；三、是面对广大农民的划区办乡村职业教育，简称划区施教，包含对农村实施全面的改进，故又称乡村改进。

1926年职教社选定江苏省昆山县（今昆山市）徐公桥地区为乡村改进试验区。最初职教社确定乡村改进的方针是以教育为主、兼顾其他。但实际上办了学，农民的孩子们仍田头帮助父辈种田而不去上学。农民说学校是有饭吃的人上的。这个看来浅显的道理却深深地教育了黄炎培，认识到农民首要的是发展经济，只有摆脱了贫困，有饭吃了，才能去念书。教育必须跟着致富走，教育要为农民的致富服务，农民在生产中碰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就在田头讲解、示范，农民学了就能用，用了就有效果，这样的职业教育深受农民欢迎。江恒源先生总结归纳称为“富教合一主义”。在富教合一主义方针的指导下，对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进行综合治理。在徐公桥地区经过六年的努力，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教育、文化、村治、卫生、思想和风格习惯都有很大改观，试验取得了完满成功。职教社的乡村改进事业名声大振，各地来参观的络驿不绝，要求职教社去办乡村改进的纷至沓来。根据条件选择了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乡处为试验区。为了培养乡村改进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徐公桥和上海市漕河泾先后设立了培训班和农学团。

根据徐公桥和其他地方的试验，职教社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乡村改进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提出乡村改进的目标是要求农民从能自养进而到养人，能自治进而到治群，能自卫进而到能卫国。乡村改进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正当职教社乡村改进工作如日中天之时，突然被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火所中断。尽管如此，职教社的乡村改进为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推行所作的示范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建立全国性的职业教育讨论会，执全国职业教育的牛耳

1921年职教社发起成立全国职业教育联合会（后改称讨论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与职教社年会同时举行。全国所有职业教育事业单位均参加。参加年会者均可提出议案，无论对职业教育宏观方面还是本单位所困的微观方面问题均可提出。所提议案均要详列理由和初议解决办法。这样的议案均经提出单位初步研究，以保证议案的质量。年会时分门别类，分组逐案讨论，作出决议，或提出解决办法供提案单位参考，或由职教社负责转达各级政府，敦促解决，或由职教社组织人力深入研究。除当场提出解决办法的议案外，其它议案均在下次年会时逐一作出交代。

由于办职业教育比办普通教育复杂和困难得多，所遇问题就多，讨论会以全国性活动的权威，有利于调动各方力量，有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为各职业教育事业单位所欢迎。讨论会又能集全国职业教育的动态和信息，为政府有关部门所重视，每次年会均派负责人员参加。职教社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起到了政府与职教基层事业单位之间的沟通和桥梁作用，讨论会亦为职教社把握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态势，创造了条件，为深入研究职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六、提出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宏大目标

1916年黄炎培先生创建职教社的宣言中表示了建社的目的在于因中小学毕业生很大比例不能进一步升学，又无就业的技能，提倡职业教育以解决民众生计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一大难题。这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生计问题乃是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在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中民生问题乃是解决民族、民权问题的基础。 1919年职教社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的三大目标。一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二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三为国家及世界增加生产能力。这三个目标浑然一体，没有个人谋生之能力，何谈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服务。而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为个人谋生提供客观条件。这里对受职业教育者不仅要求有掌握职业技能，同时提出了服务社会的思想要求。诚如黄炎培先生对职业教育所下之定义：“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一面尽其对人群之义务，此教育名曰职业教育。”

尽对人群之义务是职教社对职业教育在思想品格方面的要求，而职教社自身首先身体力行。处处时时以民众、社会、国家的兴盛为奋斗目标。至1923年世界列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开始向中国大肆掠夺，民族经济发展的春天一纵即逝，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困难。职教社迎难而上提出职业教育的目标（亦是职教社的奋斗目标）为“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使无业者有业，实际上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就业者要有就业的知能，另一方面是使拥有就业知能的就业者有业可就。后一点不是传统职业教育所能解决的，为此黄炎培先生在1925年底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认识到无业可就的根源在于政治不清明，也就是政府不以民族利益为重，引狼入室，拱手出卖民族利益所致。职业教育者不能囿于职业教育而不顾政治，不顾社会经济和一般教育。

黄炎培和职教社的先辈们最初从教育救国论者转变为职教救国论者，以后又转变为职教有救国功能的认识、至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则转变为职业教育者必须参与政治才能尽其社会职责。这一认识的转变反映了职教社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上的进步，在政治上、理论上日趋成熟，并为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独树职教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使有业者乐业，这是职教社对职业教育系统理论的终极表达。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为群服务就是要提高人们对开发地力物力的知能，以增强群的实力。怎样使这种开发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使每一人的职业与其性格爱好相一致，否则无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要从小学开始进行职业陶冶，接着作升学指导，就业指导。二是就业后使各人的知能与职业需求相匹配，有不足的要指导其补习，这就是就业后指导。

人人有业可就，且人人乐其所业，试想这是一幅如何美妙的社会图景。这就是黄炎培和职教社为职业教育指出的奋斗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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