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5年01月29号 18点 阅读 5127 评论2 点赞15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过年了，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儿童盼过年，老人怕过年”的老话。“盼”也罢，“怕”也罢，“年”总是不过也要过的。前几年临近春节，新锐杂志《新周刊》，封面劈头劈脑就是四个大字：“不想过年”，理由——
“30年前那些逗乐我们的相声段子已经不再好笑；除了被吐槽，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乏善可陈；大鱼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现在的健康标准；大扫除是没必要的，日常清洁已经让家里足够干净……过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渐失去意义”。
这话不无道理，但片面。不是还有亲情吗？多少人冲着团聚的时刻匆匆返乡。可是想到在阖家团坐的饭桌上，年轻人都在低头玩手机，那在心里发酵了一年的大团圆的喜悦，也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难怪那本杂志冷冰冰地宣称——
“春节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在消费社会被‘物化’，淡薄的年味之外，亲情的功利让人失望，连团圆的意义都在弱化”。
真如此吗？忆起往事。
小时候过年，还想不到“亲情”那样高尚的话题，满脑门子就是“吃、吃、吃”，不光是大鱼大肉，还有米老鼠奶糖和各色糕团。家道还可以的时候，过年前都要蒸上一篮篮馒头，可以吃到元宵；家道再不可以，每年的丝笋烧肉和素什锦，是必备的“年菜”。过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人的脸色要比平时好看许多，犯上作乱，他们也只能白你一眼；而到了“秋后”，“算账”的心思早就忘记精光了。
因为有这等好处，所以过年也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惆怅”。从大年夜开始，我就时不时被一种“好景不常在”的情绪所纠缠；而到了年初一，这里还在为小小的红包窃喜，那里就有了“好花不再”的担忧，当年初一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的整个心都似乎一起下沉了，全然忘记即使按最悲观的算法，那春节还有两天哩；直到现在还是不敢太快乐，因为什么东西一“太”，就快没有了……
后来工作了，我也成了春运大军的一员，托熟人买火车票，然后铺两张报纸躺在座位下面；还有过一次用扁担撬开车窗，强行着陆的经历。可是到家了，最初的激动以后却也平平。回到了熟悉的家，那在外面的一切反而倒不真实了。假期没有过一半，心倒有点牵挂：替同事们买“上海货”就成了日程，耗费了最多的精力和时间，唯有最后的几天才涌出了那个叫做“乡愁”的东西。
再后来，退休了，回家了，“年”变得越来越多余了。跟大多数人一样，甚至怕起过年来，怕乱，怕烦，怕做客和“被做客”，总之怕自己平静的日子被扰乱。周围的人好像都差不多，没有谁会数说过年好处的。
可是《新周刊》上那句“不想过年”还是让我不敢苟同。真是这样，那么每年都在增长的春运大军怎么理解呢？和几亿乘客相比，“不想过年”的毕竟还是少数。不说数字，你看看那些买到车票、挤在车旮旯里还笑得那么灿烂的乘客，就知道此刻回旋在他们心头的，一定就是“过年、过年、过年”这几个字。《新周刊》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呀。
然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人来说，现在的春节更多的还是沉浸在亲情的回味里。最热闹的是老母亲在世的那些年，每年初一都在淮海路淡水路口的老松顺酒家午宴，那是名副其实的大团圆，四代同堂，还有一些离别几十年的亲友从海峡那端、大洋彼岸来“觐见”“老祖宗”。现在别说“四代”，连三代人的相聚都不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安排；反正生活在一个城市，平时见面吃饭的机会很多，又何必去“轧闹猛”呢。话没错，可是“过年”毕竟是“过年”，现在又有多少小辈能理解老人心底里对春节那种无法言传的复杂感情呢……
梦里依稀，炮竹声声， 过年、过年、过年，祝愿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快快乐乐过年，然后再把日子快快乐乐地过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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