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国文

父亲，对我没有家教。我是独生子。1951年我5岁，父亲27岁，我家住在虹口区虹镇老街，是有名的穷街，居住着大批来自苏北的贫民。

解放初上海500万人，失业人口300万，无业游民60万，其中注册登记的妓院518家，妓女7000人，暗娼几万人。为了不让穷人饿肚子，政府建立了居民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第一届居委会主任。从此，父亲鞠躬尽瘁，忘我工作。

居民区绝大多数是茅草房，一种是泥巴糊的篱笆墙，一种是用竹席围起来的竹席墙。竹席墙挡不住风雨，常常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台风来了掀屋顶。这种房子夏天像火炉，冬天成冰库。

我家的房子就是竹席墙。房子里面放两个竹床一只破木箱，一只大水缸，还有一个灶头。我们经常饿肚子。冬天，母亲把两件旧单衣缝起来，里面铺上旧棉花算是棉袄，到了春天，再从棉袄里抽出棉花，棉衣成了夹衣。

居委会没有办公房，我们家的茅草屋就是居委会。居委干部没有工资，父亲白天做居委会工作，晚上带着母亲和叔叔在马路边放只桌子做阳春面卖。到了冬天，母亲在路边烤红薯卖，有时我帮她收钱，就是肚子饿了也不敢跟母亲要吃的，因为这钱要还债的。

棚户区封煤炉过夜常常引起煤气中毒，晚上，父亲拿着喇叭摇着铃，走街串巷提醒居民。一个冬天的清晨，有居民来敲门：“张主任，不好了，刘三妈家不见开门。”父亲说声：“不好！”放下饭碗飞奔出去，破了刘三妈家的门，一股刺鼻的煤味冲出，一家五口都中毒瘫在床上。经过开窗通风、呼唤，除了刘三妈，他的儿子儿媳、孙儿孙女都苏醒了，刘三妈被送到医院。

一个星期后，刘三妈带着孙儿孙女，一进我家门，就一起跪在地上对我父亲说：“谢谢张主任！救了我们一家的命！”父亲赶忙扶起刘三妈：“起来起来，现在不兴磕头了，要谢就谢毛主席共产党！”

有一天早饭后，父亲往我怀里塞了一小罈咸菜，自己扛起政府救济的一袋米，带我去了王奶奶家。瞎眼王奶奶是个五保户，她满头白发就剩门前两颗牙。父亲放下米袋大声说：“王奶奶，给您老人家送米来啦！那罈咸菜是林子（我的小名）妈给您的！”王奶奶大声说：“谢谢啊！”父亲说：“不要谢我，是毛主席共产党让我给你送的！”王奶奶说：“代我谢谢毛主席共产党！”

我童年的记忆中最可怕的是台风，解放初期台风特别频繁，给贫民区带来无穷灾难。那年夏天，强台风登陆上海，早上，暴风雨把我家的房顶掀翻，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此时，父亲和已经担任居委妇女主任的母亲把一块大油布铺在床上后，便一头冲入大雨中。

下午妈妈回来了，但爸爸一天一夜没有回家。听妈妈说，有好多家房子倒塌了，压伤了人，爸爸带着人正在现场抢救。

第二天早上，父亲终于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拿起水瓢往水缸掏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了，说：“还好，没有死人，伤了几个送医院了，倒了房的人家已被安置好了。”此时，我见父亲双眼布满血丝，双手和肩膀上是道道血痕。

父亲还有一个职位：失业工人安置小组组长。根据政策，我家三人，父亲、母亲和叔叔都待业，应该有一个名额去工厂。母亲想进纺织厂做工，失业工人安置小组其他成员都提议让母亲去，父亲就是不同意。母亲很恼火，父亲说：“谁让我是组长？组长家里的人就得吃亏。”

后来动员失业工人支援大西北建设，没人愿意去，父亲做了叔叔的工作。叔叔很小没了父母由父亲带大，那年叔叔刚满十八岁，虽然不想去，但还是听了哥哥的话。此后父亲总惦念着在大西北做建筑工人，生活很苦的叔叔，觉得亏了他，经常瞒着母亲给叔叔寄些旧衣服和钱。

1956年，有一个去军工单位的名额，要求“政治条件”，街道办决定父亲去。从此，父亲做了工人，有了固定收入。父亲进工厂后，因为没有合适人选，依旧担任居委会主任。他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做居委会的工作。

1958年，父亲加入共产党，后来母亲在街道也入了党。

父亲进厂后负责后勤工作。那时，副食品供应困难，他开动脑筋与虹镇菜场合作，将猪骨头回收，熬成膏汤，给工人提供营养。他深受工人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老张”，他的事迹上了解放日报。1963年和1965年，父亲两次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1958年大跃进，为了办里弄食堂，父亲突然把家里的房子捐给了街道，还委托人把乡下老屋拆了，把木料运到上海，捐给居委会。从此，我们没有了自家的房子，只能租房住，我晚上睡到附近一居民家，高中住学校，进工厂睡工人宿舍，一直到成家。

父亲退休后，惦念苏北老家困难的亲戚，常常去老家，用微薄的退休金资助他们。

我退休前生过一场大病，父亲每次来看我都十分难过，他说，他一生中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后悔的就是没有照顾好我，我常常饿着肚子上学，从小身体很差。1964年夏，我收到复旦附中录取通知单时，突然看不见东西了，眼前尽是令人恐怖的蜘蛛网。眼科医生说，这是极度缺乏营养造成的眼玻璃体出血，当时无药可治，只能靠自己吸收。我只得休学在家。

2008年父亲去世，他的遗物中，我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去世两年后，我向原单位市科协组织部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街道。我有一个心愿，追寻父亲的足迹，把自己最后的一点余热贡献给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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