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刚

我的母亲倪月英出生于1930年10月。

母亲很少“教诲”我，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从履历表上看，母亲的工作日期，始于是1949年10月1日，离享受“离休待遇”，差了一天。

但10月1日开始工作，一直是母亲引以为傲的事。她说那一天的天气很热，火红的背景，火热的心情，一切都是红红火火的。对于母亲的说辞，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十月，怎么可能很热？而且，你10月进驻农村参加“土改”，之前不需要培训吗？

母亲想了想说：培训呀，在省干部学校，当时还穿着短袖衬衫。

穿短袖的季节，应该是夏天。也就是说，你实际工作日期是1949年夏天？

这次母亲否定得很坚决：不，是10月1日。我们的履历表，大家都填了10月1日。与新中国同生，与新中国同行，是我们当时共同的心愿。

母亲当年20岁，有这样的激情和冲动不足为奇。但她的这种激情，为她之后的“离休待遇”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但母亲说：我们当时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大多数劳动人民获得幸福。

我说：这是爸的话，但他走得早，也没能享受到离休待遇。

母亲说：不光你爸这么说，我们当时的工作组长也这么说。

母亲有这个姿态那是她的觉悟，但她应该享受的待遇也不该放弃呀。母亲不愿争取，做儿子的应该帮她争取。但母亲不肯提供任何线索，譬如父亲生前的战友，或者母亲之前的领导。

无奈之下，我便去省档案馆找资料，第一批土改干部确实在1949年的7-8月份进行了培训，但没有全部培训者的名字。这件事就这么搁下了，母亲退休后的待遇比事业单位一个普通清洁工还要低。对于这样的结果，母亲从未抱怨过，包括她后来放弃政府机关岗位，主动到小三线去工作……如果不是后来企业倒闭，我的生存出现了空前压力，我也不会再提此事。

那天，母亲非常忧虑地看着我：你不能老待在家里，该去找份工作了。

我突然吼道：你以为我不想吗？我还想自己做生意呢，但钱呢，你给吗？

母亲低声说：我哪来的钱。

我冲她道：你是本科生，老党员，本来可以有钱，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但你放弃了；你本来在政府机关工作好好的，退休金不会低，但你主动报名去了小三线；小三线回来，原本可以分房子，你也放弃了，说自己是党员干部，不应该向组织要待遇，结果挤走了你儿子的房子。你算什么母亲，你称职吗？

母亲怔住了，半晌，才幽幽地说：我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母亲，但我有自己的信仰：我不会为自己去争待遇。

为什么？

好吧，母亲说，那我就给你说说“为什么”。“土改”那会儿，有一天我们工作组在土地庙开会，突然遭到土匪袭击，他们踹门进来，举枪一通狂扫。组长中弹后，转身把我推入一堆干草之中，并把我紧紧压在他身下。结果小组十几名干部全被杀害，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母亲轻叹一声说：我们组长39年就入党了，为了信仰，他连自己的命都可以舍弃，我有什么理由和群众去争利？

之后，我靠自己走出了困境。

母亲90岁时，身体还硬朗，但我们全家，除了我，她谁都不认得。每次去敬老院看她，所有的交流都可以省略，只一句，她必定要叮嘱：帮我把党费交了！

我说：已经交了，全年的党费都交了。

但下次去看她，她仍会吩咐：帮我把党费交了！

母亲于2022年9月去世，享年92岁，走时身无分文。

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了母亲用生命表达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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