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4年10月03号 21点 阅读 10055 评论9 点赞44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十月一日下午，一阵电话铃声将我唤醒，开机一看，是八位数字的电话座机打来的。现在通讯大多是手机，唯有几个座机电话，都是偶尔联系的亲戚老太太打来的。为了她们偶尔的来电，家里的座机一直没有拆掉，每个月25元的月租费照付，几乎是从来不用的，也几乎要记不起自家的电话号码了。
除此，打进座机电话的大多是房产中介的骚扰电话，一般都不接听。挂断电话，又响起。想想也没事就接听了。来电的是原单位同事，一个叫林荷珍的老太太，今年都82岁了。原来她在公司财务部门负责退休工人的工资发放，工作也清闲。所以有时间串岗闲唠，不过人很热情。记得刚退休因腰间盘突出在长海医院做手术，我还去探望过她。退休后她也不闲着，经常组织退休的老同事们在上海周边地区短途旅游，曾经十多次地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一同游玩，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虽然都是财务部门出来的，大家都认识，但他们早，我是后来才到财务工作的，几乎没有在一起工作过，相互间没有共同的语言。再则，我一直喜欢与年轻人一起玩，不想婆婆妈妈的一起，提前衰老了自己。尽管如此，我还是与林老师唠上几句。说到我最近在马路上遇到的、也是财务退休的冯老师，他单身一人，住我家附近，吃社区食堂。我们说好，过节后约个时间，我请冯老师，还有一位接冯老师会计档案工作的小黄一起，聚个小餐。林老师表示，她不认识，因为她87年退休的时候，冯老师刚从小三线调到我公司。我告诉林老师，小黄你应该知道，他是党办文书王姨的儿子，是我将他调到我手下工作的。林老师马上说，知道知道，王姨有两个孩子，女儿上医科大学的。林老师告诉我，王姨走了，她是吃安眠药走的，你知道吗？她走时留下一张纸条，列出名单和电话号码，让儿子在她去世后一一告知曾经的同事好友。
王姨几年前患癌症手术过，手术后一直与儿子两人相依为命过日子。我也曾经去她家里探望过她，记得那个时候她家里刚刚重新装修过。她去世，是她的儿子打电话告诉我的。不过没有说他母亲是怎么走的，只是说母亲走得很平静。我也只能安慰他，鼓励他好好地生活，不要再让在天国的母亲操心了。原来，小黄与冯老师一样，也是单身一人，没有成家。
听到王姨是吃安眠药走的，我觉得心情很沉重。王姨，矮矮胖胖，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一头微卷的短发，一直笑嘻嘻的脸，走路有点摇摆，开口却声音宏亮，安徽人，从我认识她到最后一次见到她，似乎都没有什么改变。王姨写字就像小学生样，毕工毕正的。我认识她是她就在党委办公室做文秘，她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企业办公室主任老黄的爱人。
我91年从劳动工资科调到企业办公室，在王姨老公的手下工作。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企业评选活动，比如争创大庆式企业、企业上国家二级、一级企业、企业质量上等级等等。这些企业评选都需要撰写材料上报，随材料还要复印企业曾经获得的荣誉，这些资料都要到党委办公室去找原件复印，材料发出还要到党委办公室盖章，所以与王姨熟悉了。王姨是一个热情的人，每次去都是热情接待，并且马上寻找资料复印给我们，从来不以任何理由拖延和拒绝我们。她保管的资料档案占了党委办公楼层的整个北面，资料室里一行行的橱柜摆放整齐，窗明几净，编码标识清晰。过去的档案管理没有如今这么好的条件，需要管理人员用纳鞋底的针与蜡线装订成册，再用牛皮纸张糊成纸盒，贴上标签，登记造册存档的。我们常常称之为“扎鞋底”，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枯燥繁琐的工作。长期的档案工作，王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翻阅公司订阅的各类报纸，凡是提到公司名字的新闻、简报、文字、图片都一一剪下来，装订成册。正是王姨的坚持，公司的政工档案是最完善的。去年我就听得小黄说起，有复旦大学研究生做《上海工业大型企业文革期间历史研究》的课题，他们找到了文革期间武斗最出名的我公司，发现公司存档的资料从公司1947年建立至今是那么的完整、齐全，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和见到的。为此，课题组还特地到小黄家里探望了他的母亲王姨。也就没有多久，不想王姨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去世，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只能以他们的方式向小黄表示慰问了。
王姨的爱人老黄是淮安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最早在公司动力车间做技术员。当时车间有三位清华毕业生，都姓黄，人称“三黄”。其中有一位叫黄孝云的，曾经在91年竞聘上海冰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轰动一时。其实冰箱厂的总经理总会计师都是我公司过去的，职位是早就定好了的，竞聘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一场路演，唬人而已。
我86年大学毕业，请了王姨的爱人老黄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们的课题是《线性规划在板材落料中的应用》，最终论文获得了上海市管理成果三等奖。后来老黄也是拿了这篇论文去参评高级工程师的。
我毕业的那年，正是国有企业加强管理，包括推广ISO9000,质量上等级的时候，老黄向组织部要我，最终没能同意。因为当时与我一起毕业回公司的4位党校毕业的党员学生。因为其中一位原内定去劳动工资科的被厂办留用了，还有几位又辞职去了日本，所以，作为当届毕业的唯一学生党员，我就被分配去了劳动工资科。当初我还闹情绪，很不情愿。当时的领导问我为什么？我回答，劳动工资科是压榨工人的打手，我是工人，我不喜欢。直至91年，因我在科室的学习会议上多说了几句“反腐败”的话，被人上报到组织部，党委书记认为我“政治上太敏感、不适合搞人事劳资工作”，而发令将我强行调到企业管理办公室，也就是老黄的手下。好在老黄没有落井下石，他向领导表示，不管黄新犯什么错，我还是要他到企业办公室工作的。就这样，我也终于学用一致，“专业对口”，成为了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主要工作是分配和调整公司的部门职能与岗位设置，撰写部门和岗位的工作标准。正是这项工作，我参与了公司工业学大庆、国家一级企业，以及公司质量上等级的所有工作。并且参与了公司91年公司率先上海市“三项制度”改革的试点，以及后来93年的公司转制股份制企业改革的全过程工作。因此对一个一万七百名职工的国家大一型企业变成一个不到二千员工的企业，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直到前两天，看到复旦大学一教授讲述MBO（经营者持股）政策出台的前后，以为他的描述与我经历的一致，因而转发了一下。不想，这在当下也是不允许的。
由于工作的需要，老黄退休后还是被聘用了。那个时候，老黄的女儿生了女儿，在父亲家里做月子。而老黄因为公司正在进行“安平”，整理材料，汇报，检查，忙得不可开交。白天白天工作，晚上还被孩子吵，睡眠明显地不好，神态疲惫。他本来就常有痛风发作，王姨一直都唠叨，责怪自己说都是她的问题。因为早期老黄患有乙肝，王姨经常炒猪肝给他吃，以为吃啥补啥。所以看到老黄脸色蜡黄，赶紧送长海医院，结果已经是肝癌晚期了。可恨的是，这离当年公司中层干部刚完成的体检不到一个月。气得厂长当时就发飙：这个体检怎么搞的，骗人的？
其实，乙肝患者的最终结局往往是肝癌走人。但是，要我看老黄的肝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淮安有一套祖传的房子，按农村习惯，老黄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这房子当然应该是他的了。只是老黄很早就外出读书了，工作后也根本没有回过家乡，也不会再回乡去住。但是，他的两个妹妹却一直撺掇他去法院告他的姐夫。原来老黄的大姐早亡，老屋是姐夫住着。就这样，好多年老黄都在去法院的路上，但判决的结果是老黄败诉。只是两个妹妹还不罢手，仍然鼓动上告。也许这连续不断的官司败诉让他憋屈成为引发癌症的诱因吧。其实想想，乡下的一套老屋值几个钱？就是赢了，自己不住还不是两个妹妹的？
老黄虽然是清华毕业的，但是农村习俗在他的脑海里是深深扎根的，否则他也不会认知清醒，不上两个妹妹的挑唆去乡下打官司了。记得当年老黄主持工作的企业管理办公室，除了7、8个像我这样的科员，还兼管着公司的计算机中心的十多个工程师。那时正是90年代末最后福利分房的时候，有资历的，年轻的工程师都在申请住房，公司也按每个人的家庭情况逐一打分进行公示调配。这当然的依仗部门领导积极争取啦。这个过程中，老黄是积极地为计算机中心的年轻工程师分房而跑房配办，其中有一位崇明人叫杨志新的，他父亲在上海工作有房子，但老黄还是以他是无房大学生的名义争取到了分房。只是，这个杨最终还是跳槽走人，老黄走也没有来送一送。老黄也了解我家的住房情况，一家三口父母还有两个插队知青回沪子女一男一女同住30平米的老房子，我也一直以为老黄会帮助我向房配办积极争取。直到最终老黄退下来，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才彻底明白，他从来都没有为我分房去争取过。他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你家房子应该是你----男孩子继承的，你两个外甥不能算你的家庭成员，所以你不能算是困难户。原来这就是老黄拒绝帮助我力争分房的理由呀！下图为老黄（右二）退休后与企业管理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去周庄游玩时的合影。
记得老黄去世，悼词是我写的。原来公司中层干部都是组织部长写悼词的，这次部长打电话，说组织部的悼词都是翻阅个人档案写的官样文字，说我更解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同时我还为老黄的儿子写了家属发言。两篇文字我是含着泪写成的。那天，组织部长在上面读，我在下面哭，直至哭得天旋地转。其实，当时我正与母亲为房子的事情闹矛盾。原因是母亲不让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买下售后公房，她要以她的名义买，以便将来看哪位子女对她好，她就将房子给谁。原来柏万青的“老鬼（读JU）不脱手，脱手不老鬼”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是搞了30年里弄调解（治保）主任的母亲的至理名言了。母亲将我告到法院。我不愿意与母亲对簿公堂，选择放弃应诉，净身出户。所以，当时参加老黄追悼会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未完待续），以至于我还得了一个“悼词专业户”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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