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碳达峰碳中和（二）

——《巴黎气候协定》与中国的环保外交

周庆江

    《巴黎气候协定》最早的前身，是1992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提就是全球气候在变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所谓的温室气体，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而这是工业化进程里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1997年，在日本通过《京都议定书》，把应对气候变暖提升成有法律约束的国际公约。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给了一个时间差，但是没有明确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还承诺出钱补偿发展中国家，并推出虚拟的商品“碳排放权”。

    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开始暴露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真实意图，就是约定碳排放权的总额，其中发达国家在2006至2050年分配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是发达国家的5倍多，这就是发达国家要用碳排放权来剥削、限制发展中国家。那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到十年，美国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格局面临深刻变化。《哥本哈根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没有约束力。中国作了坚决的斗争。全国人常委会副委员长、地球环境科学家丁仲礼院士，回应这个协议发出“丁仲礼之问”：中国人是不是人？

    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终于达成了，有个关键的变化，就是不强迫而是转为各个国家自己定目标，叫“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中国支持并签订《巴黎气候协定》，一个是国内因素，一个是国际因素。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央行联合起来救市，中国也参与了救市行动，但没有去搞金融市场，主要是搞工业产能和基础建设了。在之后几年，中国的工业产能增长特别快，各种项目上的很多，2012至2015年那几年雾霾的情况很严重，这跟工业产能增加有很大关系。

    《巴黎气候协议》通过的2015年，中国在十八大以后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提质时期，首先提出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去除过剩的工业产能，与《巴黎气候协定》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国内自身有非常迫切的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

    2015年6月，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同时，还将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

    国家环保局原局长、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解振华自始至终参加了历次谈判，1992年至今将近30年，环保、外交互相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环保外交”。期间，中国的环保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也经历了发展不同阶段。

    国际因素是因为碳排放权体现的是另一种国际势力。美国的财富源泉就是美元，而美元是通过石油来锚定的。石油在工业上的应用，就是最大的碳排放来源，可以说碳排放权和石油美元本质上就是竞争对手。碳排放权崛起的另一面，就是石油美元地位被削弱，是对美国石油美元的釜底抽薪。

    中国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内部需求，同时又承担了大国的减排义务，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技术层面看，近十年来，最主要的两种新能源风力和光伏发电的成本，风力发电成本降了一半，太阳能发电几乎降了90%。中国开始在这些领域发力，欧美主导的这个格局被颠覆了。中国从2005年才开始起步，目前基本实现了光伏发电全产业链的国产化，把价格做成了白菜价，每年大量装机并网发电，一举奠定了世界第一的地位，领先优势还在不断扩大。在风力发电上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年新增装机容量差不多将近全世界的一半。《巴黎气候协定》可以为我所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环保金融方面，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未来还要推出碳排放权期货的全球化交易，利用中国在绿色能源产能上的优势，或将成为未来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