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难，做工作也不易。到了单位才知道别人都有一摊子事做，你来是多余的就呆着吧，我那时只能等待。我记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里有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人是不是能有作为不在于他有多大的才华和能力，而在于他是否善于利用历史提供给他的机会。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那时我就一边等待机会，一边上夜校读外贸实务和外贸英语，毕竟以前没搞过外贸要从头学起；一边处理家事，回来以后家庭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难和矛盾，也要一一化解。

  弟弟不给报户口一拖两年多，没户口就没有身份证，没有粮油供应，那时粮油副食品还要凭票供应……。直到两年后军转办通知我，再不报户口就要注销了，我才不得已找了母亲的一位老同事通过市里人事局给公司打招呼落了个单位集体户口，此时才算真正落户上海。兰敏一时回不来先联系到长征医院进修，而后再托人通过部队系统调到了上海驻军。孩子读书也是问题，1987年夏天儿子转学来上海由于没上海户口是借读要交一笔费用。花点钱是次要的，关键是孩子的学习能跟上吗？孩子在太原时学习还不错，可威三小学入学测试语文数学都不及格，更糟糕的是上海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外语了，太原却要到初中，也就是说孩子外语是白纸一张。孩子那年该升六年级了，老师建议他再读一年五年级。我们想听听孩子自己的意见，问他你能跟上吗？孩子倒不缺自信心，说能跟上，于是我们就让他上了六年级。老师还建议我们给孩子请个外语家教，我想我是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的，辅导孩子学外语应该可以吧，就婉言谢绝了。没想到我们孩子还挺争气，学习跟上了外语也没拉下，升初中时的外语考试全班就他一个100分。1994年他还考上了复旦大学。

  最难办的是家庭矛盾。上海住房困难那时是全国有名的，我们家虽还可以但也只有两间房间。大的一间弟弟一家占用，我回来以后就住在小房间里，和母亲睡一张大床。弟弟不让我落户口，母亲因为家里的矛盾郁郁寡欢生病住了医院，我和弟弟每天晚上轮流到医院陪护。那时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读夜校，隔天去医院陪护母亲，也真是够辛苦的。我因为顾忌母亲的身体也没把落户口的事情诉诸法律。母亲出院以后就去了太仓妹妹家避开了，兰敏和孩子来了以后我们就挤在小房间里，这样凑合了两三年。直到1991年我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以后分到套一室户我们才离开母亲家真正有了自己的家，那时已是转业回沪快五年啦！

  这样的日子在不经意间流逝，终于来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科长叫我参加清理仓库工作小组。我们公司是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老牌外贸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年都是新茶下来时按计划收购大量的茶叶，然后再按计划订单出口，茶叶的储存使用了百万平米面积的仓库。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变化，公司的茶叶收购计划逐年减少萎缩，许多仓库已闲置多年，可公司每年却要付出上千万的仓储费用，极大的影响了经营效益。计划经济体制下花的是国家的钱没人心疼，自负盈亏以后公司不得不对这一块下手了。科长领着我们各个仓库转了一圈，讲了讲大家早已知道的现状，就吩咐我再摸摸实情给公司提出个建议来，等公司拍板解决。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看过多次也提过不少建议了，公司就是下不了缩减仓库的决心。这里面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每年仓储这一块的回扣、逢年过节的农副产品是职工奖金福利的一大来源，谁也不想去动它。我心想这可是个棘手的事情，我又没有拍板的权力，还会影响到职工的奖金福利，不能掉以轻心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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