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祖国母亲的哺育下成长

邢家成

    每当耳边响起“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和“爱我中华，56个民族、56个家、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就会深深地感到党恩浩荡，祖国的温情，也就会情不自禁地勾想起我的成长历程和往事。

苦难的童年

    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通州的一个偏僻的小乡村。父母亲都是地道农民。解放前，我家真的是穷得上无片瓦，仅有三分土地，常常揭不开锅。除父母、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终日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生活。仅有一间半的茅草房，根本没有什么客厅卧房之分，只有用砖头支撑的三张木板床，挤着全家8口人。我父亲有时诙谐地说，我们家的房子是月点灯，自关门，逢到刮风就找绳，遇到下雨就拿盆。地上产的粮也仅够吃上三个月左右，其余都是糠、菜、地瓜、萝卜等充饥。我出身的那几年是全家最难熬的日子，妈妈告诉我，我出生的最初几年，面黄肌瘦、常因饥饿而啼哭，妈妈和姐姐不忍心，常偷偷地装上一袋地瓜什么的，去兑换几斤大米，然后用布做一个小口袋，装上几两米放到地瓜或豆饼锅里一道煮熟喂我。

    爷爷奶奶常常省吃或不吃，省下来给幼辈们吃，长此以往终因营养不良、饥饿而相继去世。那些年穿衣，也只是些粗布衣服，就是逢年过节也根本没有什么新衣，总是上代穿了下代穿，哥姐穿了弟妹穿，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冬天里我们膈肢窝里常会露出大大小小棉花，像叫花子一样。更大的一次灾难是42年日本鬼子一次交战中，日本鬼子的子弹直接击中了正在吃奶的二哥头部，击穿了我母亲的手臂，二哥牙齿被击飞，当场死亡。母亲手臂贯通伤也因无钱医治发炎、化脓，只靠农村地里一种带刺的草药煎汤消炎，两个多月才愈合，至死仍留着一个很大的伤疤。我就这样踉跄蹒跚地走到了49年，家乡解放了，政府给我家分了三亩多土地，大哥也进城打工了。53年我家还盖上了新房。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眼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无奈的学月

    解放了，我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忙着耕作、播种、收割。刚刚解放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生活仍然比较贫困，但吃饭基本不愁了。因无其他经济收入，仅靠大哥打工每月寄回3.5元，买些油盐酱醋等日用品就所剩无几。此时，我也到读书年龄了，幸好我父亲的表兄是附近民办私塾学校老师，看在我家窘迫的家境，凭着亲戚关系，免除了我书杂费外的一切费用。父母常给我说，你是我家唯一进入学校读书的孩子，你可要好好读书，读好了书才有出息。我牢记父母的叮嘱和私塾学校严格要求，认真刻苦的学习，每天早早起床读书、背课文、写字、背诵数学口诀，晚上就着煤油灯做作业、写字。总比别人家孩子多了一份勤勉和用心。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一直担任着班长。五、六年级换了学校，延续了先前的学习精神，加入少先队后一直担任着大队长。那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农村吃饭不要钱，学校也开展住校读书活动，但学校并不具备住宿条件，就在靠近学校的一个同学家里住下，七八个同学同吃、同住、同玩。一起学习做作业倒也其乐融融，多少弥补了童年时代快乐的缺憾。高小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重点中学。中学离家有十来里路，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做饭（早饭和中饭），边做饭边看书。雨天、刮风下雪，冬去春来天天如此。那时没有像样的学习用具，书包是用竹篮子做的，所有的学习用品及午饭都装进篮子里。只有一双布鞋，舍不得穿，每逢下雨下雪，就用报纸包好放到篮子里，赤脚走路冬天脚冻得像红萝卜，麻木僵硬。初中阶段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父亲也因为无钱买药治病旧病复发，不能下地干活了，重担一下落到母亲身上，她除了地里的农活，还要四处挖野菜、刨萝卜糊口充饥。父亲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于63年春天离开了我们，当时也只有64岁呀！当时虽然苦些，但少了一份地主富农的欺凌和盘剥。由于家庭变故，我也无心无钱再上学了。高一那一年，我辍学了，以帮助母亲种地干活。当时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说，这孩子天资较好，好好读书会有前途的，可终未能说服母亲和我。起初只是帮助母亲在地里做些锄草、插秧等轻活，但评不上多少工分。第二年我就跟那些一等劳力做起了挑担、挖土、犁地等重活，工分多了不少年底收入也增加了。当时在农村有点文化的人并不多，村领导要我到邻队做了会计，负责社员评工记分，记账做帐等工作，农忙时还能回家种地，心里多了一份满足和感激。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培养，我一个穷人家孩子哪有可能读书，没有文化又怎么为这么多人做事服务？

如荼的军营

    古时候曾有当兵吃粮一说。正巧64年冬季征兵开始了，我喜出望外，瞒着母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名应征，没想到体检政审一下就通过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后，她说什么也不同意，哭着盯着我，寸步不离。无奈，我只好请村里、队里领导和亲戚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终于答应了。我如愿以偿地来到部队，一切都很新鲜、刺激、又极具挑战性。可一个星期下来就有些厌倦了，既紧张又累人还很枯燥，一天到晚就是立正、稍息、跑步、正步，有时还要紧急集合，一切并不自由、随意。更难忍受的是天寒地冻仍然用冷水洗脸洗脚，手脚伸进冰冷的水中，常常是不寒而栗、寒颤不断。晚上只能盖一条薄薄的被子，垫的是草链子，常常半夜就被冻醒了。值得安慰的是，总算能吃饱肚子了，只要炊事员把饭桶推进饭堂就会一拥而上，抢勺子盛饭。早饭一般是稀饭、慢头，抢着盛粥，有些战士连粘绒帽都挤掉到粥桶里了，常常引得哄堂大笑。这样的军营生活一个月后，也就渐渐地适应了。

    新兵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步兵连队当了一名战士，半年后我当上了连队文书。当时正值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我们连队随团开赴到开挖山洞的施工现场--开挖横云山山洞。我文书工作还兼作山洞掘进测量及安全监督等工作。施工是昼夜不停，三个班次轮轴转。钻风眼、放火炮、运石渣，平时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又苦又累又脏。且常有事故发生，不经意间哑炮爆炸了，坑道塌方了，轻则骨折流血，重则丧失生命。65年8、9月间警备区举办新报务员培训，很幸运我也被选中，我认真钻研收发报技术，苦练字母和数字书写，还勤揽站岗、勤务、卫生等工作。每周两次黑板报刊出，也是我一个人完成的。集训结束，我是唯一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新报务员，被分配到师政治干部科当抄写员，后我回到了师无线电连当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报务员。

    1967年下半年，正当美越战争升级时，部队动员要求自愿报名参加援越抗美战争。我毫不犹豫咬破手指，以血书形式请求参战。后随高炮66师开赴到越南安沛、保河前线，替换因伤亡过大，需后撤休整的作战部队。我被分配到624团指挥连，电台配置在远离大部队的深山老林的一个山洞里。平时没有供电，靠自备马达发电，手摇马达发电是一种极富体力的活，山洞既潮湿又密不通风，一会儿就会大汗淋漓。一份较长的电报，需要几个战土轮换摇机才能完成。电报及时性要求极高，必须随收随送，夜间也是如此。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是，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时云南武斗不断，援越部队后勤供应无法保障，部队吃饭、吃菜成了问题，有时无米下锅，没菜吃、只能喝酱油汤。后经周总理干预，才恢复正常。这一场战争对于我们战土来说，学会了打仗，经受了战争锻炼和考验，还学会了做饭、做菜。包饺子、做包子也成了拿手好戏。有时还要穿越两道封锁线，走上几十里山路为远方哨所送粮、送菜。战争期间我们电台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团司令部通报嘉奖（立功受奖基本上是一线高炮部队）。1970年，我被提升为报务主任（排级干部），后升为电台台长、师司令部通讯参谋。多次跟随师首长、司令部首长进行战备考察、战备演习、野营拉练，配合作战部门制定作战和演习方案。多次得到上级首长肯定和好评。曾多次借用政治部帮助工作，落实干部政策，清理三种人以及参加师党委组织的材料组工作。林彪事件发生时，为防止上海空军司令逃跑，军区命令我师抽调一个团的兵力进驻机场，并设置前线临时指挥所。师长命令我率一个小分队，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指挥所与团及各营的通讯保障任务。冒着倾盆大雨，在未事先考察地形环境的情况下，仅凭一张作战地图，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4部电台开设联通，12条有线线路架设连接，2套载波和一个总机开通任务，为大部队遂行作战任务，为师首长指挥作战提供了极为重要保障。因此也受到警备区和师长的高度肯定和称赞。总之，我在部队服役的20多年中，当战土，年年都评为五好战士，提干后先后11次受到师团通令嘉奖和表扬。我自感尽到了一个军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多变的岗位

    1985年是部队精简整编大批转业的最后一批，当时部队安排我去上海县武装部担任政委，但我坚持转业留驻地工作。在我执意要求下转业。按当时的转业安置政策，凡打过仗的人可适当照顾留驻地工作，而当时上海接收安置政策更为严苛，留在上海的团职干部需25年军龄，无奈，我单身回到了家乡通州，担任了司法局副局长兼党组成员。半年后，为解决夫妻分居两地，不能带任何职级，调回松江供销社宣传科当了一名普通办事员，后来提为党政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90年调任卫生局党委书记，93年调任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97年又调任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98年调任区委办公室主任，99年青浦撤县建区又调任青浦区检察长兼党组书记。至此转业的14年间，换了8个岗位，可谓是频繁了。作为党培养的一个党员，服从组织调动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是疲于应付，仍不辞辛劳，不停学习，积极地研究各个行业、岗位特点要求，从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入手，积极学习政策规定，行业规范，改进领导方法等，总是较快地取得了日常工作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同时还注意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改革创新的意见建议，如根据供销系统点多、面广、分散的情况，从购、销、储入手，分别提出加强职业道德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张，得到肯定和推广；针对卫生系统的医患关系复杂、难处的特点，全面开展密切医患和干群关系的大讨论，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针对区人才紧缺和人才培养难题，积极探索和筹资创办了上海郊区第一家人才市场，并研究制定了培养和吸纳人才的若干政策措施，得到区委领导的采纳和支持。针对法院系统中层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情况，积极推行了中层干部聘任制，得到中层及干警的广泛认可和好评；针对重大工程建设中，有时出现的“工程建成了，干部倒下了”的情况，检察系统提前介入，有效地预防了职务犯罪，得到了推广。以上这些得到了党组织肯定和认可，并给了积极评价和不少荣誉。89年被上海市供销社评为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92年被上海市卫生局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93年被上海市评为高级政工师；95年被上海市政府评为先进军转干部；96年被松江县评为十佳军转干部；98年被中国转业军官杂志社刊为封面人物并刊文《善谱新传的老兵》；99年被上海市农委评为优秀公务员；2000年被《中华魂》杂志收入《全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并颁发了证书，人民日报杂志社也曾刊登过我的一些文章。中共松江县（区）委曾3次选我为县（区）委委员，作为常委候选人1次，青浦区委也曾2次选为区委委员。组织上多次考核中，优秀率均在93％以上。这些离党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仍有较大距离，我常扪心自问，一个农村出生的苦孩子，没有党的培养怎能参得了军、读得了大学？能从入团、入党、提干，再提为领导干部吗？如今我已退体，全家在政治上都翻了身，全家9口人，除了3个还是孩子外，有5个党员，子女大多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他们有车有房有稳定收入，基本实现了小康。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没有党必将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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