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我的校

我就读的第一个小学叫“三礁小学”，在浙江岱山县秀山乡。小学设在海边的海神庙大殿内，没有上学前，也曾在庙内游玩过，见到过这尊菩萨。母亲说：“塑菩萨时，要放入生灵，才会有灵气。”乡下大多放入蛇，小孩子不知道害怕，听了没有什么感觉。

建国初，农村嘛，共用一个教室，老师给一年级上好课，布置作业后，再给其他年级上课，就现在电视剧山区教育的景象。一个学校只有俩教师加个打铃的校工老头，一个姓邬、一个姓冯。课桌破得不能再破，小矮凳每人自己带，放假后才能拿回家。

邬老师，游泳极佳，热天常常在大海中游泳。游到泊在“三组礁石”附近的船旁，爬上船后再一跃而下，我们看得十分眼热。可惜我生在大海边，却没有学会游泳，只能在沙滩上捕捉沙蟹。只是家乡的沙滩现在都结板，硬硬的，再也没有了一只沙蟹了，大约开发过度罢了。

冯老师在我们离开家乡后，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驻军上海。在七十年代中期，我母亲故世前，一直有往来，冯老师将我母亲视为自己的母亲。

八十年代，拆小村并大村时，海神庙后移到三礁村重建，村口也建造起三四层楼的三礁小学。只是后来又强调并校，1995年，我回乡时三礁小学被荒废了，学生全部到乡政府所在地去就学了。

1956年夏季，我二年级读好后随母亲全家搬迁上海。考取了提篮桥附近的上海霍山路第一小学（霍山路150号）。那是一栋L型的教育大楼，L型的底边沿着霍山路，L型竖着的一边靠临潼路方向。现在霍山路255号的霍山路小学，是原来的霍山路第二小学，并非一小校址。

霍山路小学旧址原是聂云台先生的私家资产，1928年捐赠给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工部局东区女子小学。十年前有网友告诉我，霍山路一小已经由教育局于1987年改建了，现在这里成了“上海北外滩航运服务中心”和“上海海事大学东部校区”。

我在这里只读了三年级上一学期书，班主任名董积华，可能老师不会记住我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的学生，可我始终将董老师铭记在心。外乡人初到上海的我，听不懂上海话。老师让中队长关心帮助我，她是个小女孩，脑海中根本没有一点印象了。能记住的是她胸前飘扬的红领巾，还有陪我在沙坑跳远的情景。

这一年的秋游是去了海伦路儿童公园。闻听儿童公园今还在，可惜霍山路一小没了。从唐山路搬迁到浦东后，小学期间常回唐山路旧地或提篮桥游玩，在乘13路电车时碰到过几次董老师，我叫她，她还能认出曾经教过的学生。转眼已近五十年，再也没有见过董老师，老师应该接近九十了吧。但愿老师能长寿健康！

1957年春节后，三年级下的我转学到昌邑路第一小学读书。昌邑路一小建国前后曾作为海员职工小学存在，故而作为海员的儿子进昌邑路一小是否“专业对口”。五十年代的昌邑路一小是跟着崂山地区发展而兴建的，红砖黛瓦，中间有四五米宽的长廊，东西两侧是一排排的教室、风雨操场、行政办公室。

这么大气，可能是当年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吧。班主任是蒋秋英老师，一直带我们到六零年小学毕业。蒋老师住在梅园村（上海船厂的宿舍），是现在梅园新村的前身。

当年，规矩没有这么多，不开家长会、作业老师亲力亲为，不要家长签名订正。也允许学生上门游玩，所以同学约起到蒋老师家去过，宿舍有廊檐，一次碰到下雨，蒋老师还借雨伞给我们。

记得四年级下时，小队女生要求组织捉蝴蝶，我义不容辞地撑着队旗带领本小队到源深路久安公墓捕捉过蝴蝶。四年级上的秋游节目是参观上海自然博物馆，印象深刻的恐龙骨架与浸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的婴儿标本。五年级的秋游是黄浦江上复兴岛公园，六十年前的事好像还在眼前。

1958年上海船厂南扩，将昌邑路一小的西操场征了地，学生的课间操搬到东操场做。1973年上海船厂再次征地，昌邑路一小迁到崂山路小学并与之合并，因当时昌邑路小学在全市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故合并后定名为“昌邑小学”。那个路字没了。（也许征地发生在73年之前，昌邑路一小在什么地方过渡过，后来再于崂山路一小合并的）

最近与中学同学聊天，听闻我是昌邑路小学的学生，就问：我也是昌邑路小学毕业的，怎么在小学不认识你？深究一下，一个是昌邑路一小，一个是昌邑路二小。方才明白。

我们是那种56人的大班，一排七只课桌椅。1960年小学毕业，蒋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全班同学说：“你们之中只有12个人是功课全部合格，希望同学们升中学后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幸亏我也是12人之一。

我们是全班排着队，唱着歌去东昌二中，即后来的沪东中学参加升学考试的，并且考入了东昌二中，记忆中班级只有我们哥们三人考入东昌二中，其他同学没有信息了。那时也许人小，不在意这些。

最后见到蒋秋英老师是1968年，那年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昌邑路小学同学返沪，组织同学们游玩陆家嘴的浦东公园，蒋老师欣然接受邀请并参加。

东昌二中建于1956年，三层楼的红砖教育大楼正面沿着浦东大道布局，我进入读书时还崭新，门牌830号。

1961年东昌区撤消，浦东沿江片分别划入南市、黄浦、杨浦三行政区管辖，东昌二中属于杨浦区，所以更名沪东中学。

当年，中学以“完中”为荣，所以我进入东昌二中那年，学校也成立了高中部。不知为什么九十年代起，“完中”不值钱了，硬把高中、初中分开办了。沪东中学也免不了这个俗！直至二零零几年高中部也被人家兼并了。

十多年前有网友询问：“你家就在东昌中学旁边，为什么去噶远的东昌二中读书？”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回答不出。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李祖仪老师，一个年轻的男子汉，教我们地理。我是课代表，除了年终大考卷子，老师将地理作业和平时测验交给我批，感到有种荣誉感。后来老师改教语文，1994年退休。

二年级起班主任是陈涉（淑）云，我通信录中记载的是“涉”，音乐教师，1974年退休。

是同学B惹我发憨脾气，影响了陈老师上音乐课。班长去叫来我大哥到校处理，我成了后进，经过老师的帮助我很快转变态度。

其实，各门功课，语文数学政治地理历史自然体育，我的学业应该不错。这辈子最差的是外语，一直没有读好过。初中是俄语、中专是英语、业大也是英语，用差劲两字形容合式。

打个比方，初一时俄语能得4分，初二时得三分，初三毕业时只得二分。幸亏当年外语是辅课。升学不考，方能蒙混过关。

沪东中学南面的后花园，是七八十年代建成的，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是养猪猡的地方，我放学后经常为学校去张杨路农地挑猪草，第二天上学时交给学校，看上去自己还是个积极分子。

最可惜是男生王根良（大约），女生刁留英初二后就退了校。王根良单亲，在陈老师教育下后进变先进，每天能早早到学校打扫教室，为此陈老师还将王根良的事迹改编成一出小话剧。只不过他最后还是退学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初三开始，陈老师让学生自愿结合成立学习小组，为中考做准备。还让我请父亲到校给班级同学做了一堂报告，要树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了高中努力读书，再考进大学报效祖国。落考了，去农村、去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

填写志愿时，陈老师说：“大家要将母校填为第一志愿，只要在及格线上，母校能保证你有书读！”于是同学们纷纷将沪东中学做为志愿。

1963年中考那天，是过江去杨浦区的一个中学考试的，记不得是哪个中学了。

就一天考了语言、政治、数学三门。然后静等消息。我们也没有什么心事，该玩则玩。

同学们的录取通知单纷纷收到，我一直没有，家长与我心里都不着急。想来那时人们将读书看得很开。

上海邮电学校体检的通知单是在最后一天的上午9点后方才收到的。是我自己不好，填写通信地址时画蛇添足，在1的下面画了短短一条线，美术字不像美术字，一不像一、二不像二，投递员以为是招远路29弄，没人收就作为死信处理。亏得常年为我家送信的投递员阿姨十分负责，送到我家来试试，对了。

我赶到上海邮电医院体检时，医生正准备收摊。见了我，就弱弱地问：“侬哪能噶笃定？”惭愧！

邮校在杨浦区招生十名，我们沪东中学倒有三人。同班Y同学再次同窗四年整。

邮电学校在嘉定南翔镇沪宜公路四虎桥畔。北侧是南翔电台，四周装有电网保证安全。1963年秋天开学后，上海供应每人每天二两花菜叶子的情况还没有解冻，让学生吃好是学校领导的一门重要课程。所以学校北侧与电台交界处设有猪圈，食堂总有“下脚”饲养猪猡相对方便。

八人一桌，吃的集体饭。同学们最喜欢“什锦烂糊面”，油煎带鱼鸡脚爪，鸡鸭肝肠碎蛋黄。S同学一餐吃了老秤14两，难受得倚在床脚捋肚皮。

不少学兄、学姐留校成了教师，周秀娟老师是班主任，任课老师中有十二位专家和工程师，这是校长开学报告中引以自豪的东西。

纵观四年，不管基础课与专业课，自己学业绝大多数都好与比较好，也一直积极要求上进，除了担任班级小组组长外，也担任入团积极分子的组长，各方面都能带头。可惜班级也是小社会，我天生不会拍马溜须，浪费了家庭不错的政治条件，废了自己。

英语仍然不行，游走在三分上下。初中读英语的同学合并成英语高级班，读俄语的合并成英语初级班，我想努力，可惜是麻袋子做龙袍——不是这块料。

体育不错，是学校足球队，田径队队员，参加过嘉定县春季五公里越野跑，获得过纪念奖牌，参加过邮电足球联赛、中专足球联赛，名次却很差。

文革开始后，不愿意斗领导、老师、同学，相信党、相信工作组，被归纳为保皇派一类。行动受到造反同学的监视，上个厕所他们也派个人跟着。周秀娟老师被他们打成第十三个牛鬼蛇神。造反派冲击了学校档案室，让我得知自己中考三门成绩217分，不算好也不坏。一言难尽，不说了。

读了四年中专，1967年该毕业时，又毕业不了，挨到1968年，整整五年才分配工作。造反派再次冲击毕业分配，他们去了想去的单位，我们被分配到造反派不愿意去的单位。我们那沪东中学66届的高中同学大多去了崇明农场。是福是祸？三十年后同学们方才明白！

文革后，南翔邮校改建成通信器材厂，老师愿意留下的成了厂里的工人，周秀娟老师因文革的原因，身体极差不愿意再做教师，就留在了南翔通信器材厂。

想继续做老师者，学校在老沪闵路邮电半工半读学校新建后重新做了教师。我参加了在新校举行的1992年三十周年与1997年三十五周年校庆。满心期盼四十周年校庆时，因企业改革，邮校划归邮政局管理，只能在沉默中死亡。

踏上工作岗位后，一直梦想圆那读书之梦。连领导都说：“侬哪能噶想读书？”

高考也好、职大也罢，因子女小、工作上又有一定压力，没有时间复习，只能眼看着一次次失去机会。忽如一夜春风吹，1983年有红头文件说：“老中专生，是公司级先进，可以免试读预科一年，考试成绩合格后方可升入业大读书。”

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也是由于在邮校时打下的良好基础，重读就是复习也。在预科班自己成绩不能算最好，但也算得上较好。想预科刚开班，班级59人，中青年皆有，还有一对父子。两周下来，剩下40位同学，一学期后只剩下29位学生。升学考后只有一半不到进入普陀区业大。我们那个预科班班长有一门成绩是59分，她母亲还是教育学院的老师，说情也没用，哭得一塌糊涂。

马国昌、蒋和森、沈福良都担任过我们班主任。马老师上的物理课是真的有水平，一粒弹子在斜面上滚动的受力分析讲得一清二楚。王康乐老师的微机也上得相当有特色，入木三分。不过授“概率”课的老师我曾与他有过对话，询问：“概率怎么学懂它？”答曰：“我也不懂！”我再问：“哪我们怎么考试？”答曰：“倷就放心。”吃了定心丸。

普陀区业大原来在长寿路上海灯泡厂隔壁，九十年代往长寿路叶家宅方向搬迁到纺织工业局职校了，记忆中与同学去拜访过一次。

普陀区业大四年，班级前三名皆是年轻者，他们比我们聪明，脑子好使，若论前十名者大多是我们老中专生。

不论工程数学、普通物理、模拟电路、电子电路、微机Z80，自动控制各门课程，我们的成绩普遍不错。

有个场景，记得沈福良老师的模拟电路与王康乐老师的微机原理考试前，两位老师关照我的是同样的话，“侬考得好点，阿拉奖金全靠侬嘞！”哈哈，想想也蛮有趣的，不过我没有让两位老师失望。

毕业设计我们组团成立一个小组，专攻数字电路，最后也成功了，毕业论文也写得不错。

毕业后，与业大的老师有过一段时间交集，为学校办了些应该办的事。听说岑副校长是苏步青的高足之一，没有核实过。弹指间过去了三十多年。

为我的老师我的学校而写。老师们，你们都好吗！

洋洋万言，离题千里了吧。

匆匆忙忙中想起这个话题，没能反复修改。时间不等人，就让它面世吧。

感谢林林总总老师提供的信纸！

20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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