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购粮证忆起的故事

（顾仲源）

    购粮证？买粮要用证？绝大部分90后和以后的年轻人匪夷所思。然这不是笑话！购粮证退出吾辈的日常生活，只不过是未满30年的事。我保存着一本蓝色塑料封面的“居民购粮证”（下图左1左2），这是一本落款为“上海市粮食局”的由长宁区北新泾粮管所于1989年3月1日换发的证件。这三十年前的旧物，真让我回忆起了一连串与之相关的故事……

    接触购粮证，记得还是小学生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上下班来往国棉21厂用的是一辆女式自行车，骑学起来比车架有一根横档的男式自行车来得容易，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已经学会了骑母亲的那辆自行车。父母亲鼓励小孩要帮家里做事，其中一件事是籴米。母亲会给我一本硬纸质封面的购粮证，同时交给二十或三十斤粮票和算好的钱款，并且叮嘱千万不能弄丢了，让我去籴米。我就带上一个布袋，骑了自行车到程家桥的粮店，按母亲的吩咐将米买好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骑回家。那时还有搭配面粉的，有时候就是将面粉买回家。到了山芋成熟的季节，粮店里会凭购粮证和粮票供应山芋，一斤粮票可买七斤山芋。营业员会帮着将两袋山芋的布袋口卷在一起用绳子扎紧，再给提起来挂放在自行车的书包架子（后座）两边，因为分量比较重还不敢骑，只能攥着自行车龙头颤悠悠地推着回家。

    购粮证是粮管所发的，我与粮管所打交道是在上中学时。1965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取了住宿制的上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在去中学报到之前必须转移粮油关系。我问好了地址找到粮管所，凭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转移粮油关系的要求事项，粮管所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办好了，并且在购粮证上也作了变更。

    以后又完全知晓了购粮证的作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国家就对居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政策。每户居民家庭一本购粮证，记载着家庭人数，家庭人员中的职工、学生、儿童等分类和各人的定量数以及搭伙转出数（上图右）；遇到家庭人员职业、孩童年龄等发生变化时，还必须凭相关证明作调整。每当粮管所发放粮票，不管是自领还是代领，都会在购粮证上“票券发放记录”的空格内盖上领票人的图章（下图左）。另外购粮证还有一份“副业”，即在这本子的末尾还有一张印有连续数字的附页，这是按户计划供应其它副食品的凭证，比如供销社节日供应的年糕、红枣、笋干等，营业员都会根据上级规定，在顾客持购粮证来购买时将某一号码券剪下来（下图中）并小心地粘贴集中好，这是营业员必须“交差”的！

    与购粮证紧密相关的是粮票。粮管所根据购粮证上的定量记载，每季度（也有半年的）发放一次粮票。到粮店籴米，必须凭购粮证和粮票，两者不能缺一，否则粮店是不会让你买米的，那时购粮证上供应的大部分是籼米，而吃口软糯的粳米是按人头配给少量额度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搭配供应一定比例的面粉。这些，粮店都是严格掌握、在购粮证上做好记录的（上图右），而且不能超额。如果家中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粮票，只要购粮证记录显示当月已达到定额，即使再有粮票也不能买了。当然，大部分人家是不会超额的，因为到点心店买大饼油条必须凭粮票和钞票，一个大饼一两粮票、一根油条半两粮票，这些粮票当然都是定量内抽出来使用的。

    又不得不提到“全国粮票”。那些年计划供应的粮食，上海使用的粮票先后是“上海市粮票”和“上海市居民定量粮票”并且有月度票和长期使用票两种，都只能在本市使用。外省市也是发行只能在当地使用的粮票。如果去外省市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必须带上全国通用的“全国粮票”才能在当地用餐，否则是“寸步难行”。这全国粮票可是“稀罕物”，必须凭相关证明到粮管所去用本市粮票换取。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工作出差到外地，还要打了报告到单位行政科去换全国粮票。如果出差后能节省下来几斤全国粮票，那必然会暗自欣喜、好好保存着“有备无患”（下图）。

    不禁又回想起当年缺粮的“窘”境，当然“办法总比困难多”。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正处在长身体阶段，那时油水少、副食品贫乏，靠饭量支撑但定量有限，往往一个月的定量粮食到月底前几天就可能见底了。好在在每月下旬的26日就可以购买次月的定量粮了，可是“寅吃卯粮”也不能持久，家里只能采取其他办法。比如晚餐用稀的，烧粥吃；还可做面糊糊，里面掺些菜叶子；或者烧一锅山芋汤来撑饱肚子等等。对于搭配的面粉，年少的我还跟大人学会了用鲜酵母发面，继而做成馒头花卷或羌饼当主食。还记得有几个秋季，我还在附近堆积的废砖堆和豆萁堆等处抓蟋蟀，遇到市区下乡来收购蟋蟀的就可将蟋蟀换取对方的粮票，有时候能换得好几斤粮票给家里。世上好人多！插队落户期间，我所在的蔬菜地区是另一条农村供粮渠道，也是从粮店里买米的，当然也不够吃。有位中学同学因病在家待分配，得知我定量不够吃，曾在信中将他家略有积余的粮票寄送给我；一位老师也曾经送过我几斤粮票，至今难忘！

    忽然又想到了米缸。当年，我家父母和四个小孩，每月有一百几十斤的定量粮食，那盛放粮食的有一大一小两口米缸，大的缸可放一百几十斤米，是放籼米的；小缸能放四、五十斤米，是放粳米的。如果到了月下旬，米缸底部还有不少米，那么父母就安心了；如果差不多见底了，那么母亲就着急了。母亲会冒着“风险”趁晚上天黑以后跑到哈密路旁王满泗桥的新泾港边，向停泊在港边的来自江浙一带的船上农民打听是否有“黑市米”卖，尽管黑市米价格要比粮店米价翻倍，可母亲也咬紧牙关买上一些大米用来补充定量的“缺口”，那年代这种交易是“非法”的，一旦被管理人员发现，买的米可是要被没收的，所幸母亲没碰到过这倒霉事。

（下左图：当年能盛一百多斤米的大缸模样—来源网络）

    如今，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市场上各类生活物资逐步丰富起来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副食品慢慢增多，主食就自然减少了。不少人家的粮票有所盈余，明的暗的出现了 “粮票换鸡蛋”、“粮票换塑料制品或日用品”的场景，人们通过这种形式，按需互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陆续放开了粮价，上海当然也取消了购粮证和粮票，我家（三口之家）已领到的从1992年4月到9月每月69斤半的“上海市居民定量粮票”，成了记录几十年来粮食供应沧桑巨变片段的收藏纪念品之一（上右图）！

    现在，大到批发市场、中到各家超市、小到集市门店，东北米、江苏米、安徽米甚至国外进口米和各地的杂粮、面粉应有尽有，人们尽情挑选符合自己习惯的粮食；除了极个别特困户，再也不用担忧缺粮的苦恼了、更用不着家里放一口用于屯米的大缸了。现在副食品丰富了，米的消耗当然大为减少了，我家只备了一只10公斤容量的塑料米桶（下图左），一桶米可够吃近个把月，有时买多了还嫌占地方呢！这米桶与当年家里的硕大米缸，真是强烈的反差对比！现在人们饮食营养丰富，不少人甚至营养过剩了，儿童中见到胖墩的几率也不少，我家11周岁（将读5年级）的小外孙身高已长到155厘米，体重竟达60公斤！家里想办法让他减肥呢。与我比，我的那份《学生情况报告单》显示（下图右），我13周岁读初中一年级时（1966年1月）身高是150厘米，体重才37公斤，显然是个营养不足而瘦弱单薄的中学生。

    当今，凭票供应的年代早已过去，购粮证和粮票已经成了人们逐渐淡忘的回忆。人们生活最基本的粮食需求已经不是绷紧脑袋为之伤神的烦心事，市场供应也早已从只愁买不到的“卖方市场”转变为只愁卖不出去的“买方市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释放出来的强大动力而产生的累累硕果之一，更是祖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其中一幅既平凡又精彩之画面！这份由购粮证带来的深刻回忆，更是增添了我们进入新时代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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