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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思考

徐宪民

2026年2月4日

一

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对外掠夺，对内竞争，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百年前，西方列强已把世界瓜分完毕，贫穷落后的中国四分五裂，无路可走。中国出路何在？

最近，看到英国哲学家、195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特兰・罗素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介绍。其远见卓识，令人拍案叫绝。

这是罗素1920—1921年在华讲学与考察后发表的唯一系统论述中国的专著。他以客观视角诊断当时中国，批判西方中心论，肯定中国文化韧性，精准预判日本侵略风险，对百年后理解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对东西方文明对话，仍具有参考意义。

罗素反对中国全盘西化，建议中国人必须培养爱国精神，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他提出三点：

1.建立有序政府。

2.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

3.推广教育。

可贵的是他特别强调“次序不能颠倒”，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必要前提，无前者则后者必乱、必败、必被外部操控。

二

罗素在书中明确提出：近代中国的核心危机，不是文化低劣，而是组织涣散、主权旁落、民力不聚。他所说的“爱国精神”，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对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的共同认同；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抵御外侮、自主发展的集体意志。

没有这种“爱国精神”，他提出的三条建议就无从落地；但仅有精神，无制度、工业、教育支撑，爱国只会沦为空喊口号。

罗素强调的第一条：建立有序、统一、有效、主权在我的政府。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中央权威破碎、政令不出都城的状态，罗素判定这是一切苦难的总根源。

他并不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某一种政体，而是必须建立“有效、有序、中国人自主掌控”的政府。

为什么必须排第一？罗素的逻辑链：

1. 无统一政府 → 无统一法律、无统一财政、无统一国防 → 外强可分而治之；

2. 无稳定政府 → 资本不敢进入、工业无法长期规划、基础设施无法推进；

3. 无权威政府 → 教育政策无法全国推行，资源无法集中配置。

结论：政府先定秩序，秩序保障安全，安全才谈发展。

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三

罗素强调的第二条：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

他认为工业化是摆脱贫困、增强国力、抵御侵略的物质基础；坚决反对由外资、外国财团主导中国工业，强调必须是“中国人管控、为中国利益服务”；警惕西方以“投资”“开发”为名，把中国变成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地，使工业只服务于列强利益，造成经济殖民。

发展工业为什么必须排在“有序政府”之后？

罗素的严格前提：

1. 只有统一、有主权的政府，才能制定产业政策、收回利权、保护民族工业、限制外资掠夺；

2. 无政府秩序 → 工业会被地方军阀、外国资本分割控制，变成“为他人牟利的工具”；

3. 无政治主权 → 工业化只会加深依附，而非增强国力。

他明确区分：“受控于外的工业化”只会让中国更弱、更依附；“自主可控的工业化”才是真正的强国之基。

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就是第一条：建立有序主权政府。

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华民族只有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才能与发达国家竞争，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四

罗素强调的第三条：推广普及教育，开启民智。

核心观点：教育目标是培养现代公民、技术人才、具备国家意识与现代知识的国民，而非旧式儒生；教育内容是兼顾科学、技术、现代知识，同时不抛弃中国文化中优良的伦理与人文精神的传承；教育功能是为政府治理提供人才，为工业发展提供技工与工程师，为爱国精神提供理性支撑。

为什么必须放在最后？

罗素的次序逻辑非常清晰：

1. 无统一政府 → 无法制定全国教育体系、无法划拨稳定教育经费、无法统一教材与标准；

2. 无自主工业 → 缺乏现代教育的应用场景，培养的人才无就业、无用武之地，教育沦为空谈；

3. 先政治稳定、再经济奠基、最后以教育完成“人的现代化”，形成政府—工业—教育的正向循环。

当年，许多忧国忧民的学者纷纷提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民主救国”，把改变中国人的“劣根性”放在首位。很显然，罗素的见识更高明。搞实业、搞科学、搞民主，教育人、改造人要不要？当然需要。但必须首先解决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问题。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解决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问题，才能为振兴中华开辟新路。

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践，才能教育人、改造人，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

五

伯特兰・罗素出版的《中国问题》已经一百年了。新中国的社会实践远比罗素的建议复杂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远比《中国问题》精彩得多，完备得多，深刻得多。

在新时代，“有序政府”已从“建立主权与秩序”升级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主工业”聚焦于“高端制造与科技自立自强”，“普及教育”则指向“教育强国与人才自主培养”，三者不再是单纯的先后关系，而是形成了更紧密的正向循环。

我们不必苛求前人。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能有如此见识，不得不令人敬佩。罗素被孙中山赞为“唯一理解中国的西方人”，当之无愧。我对罗素的详细背景并不了解，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英雄所见略同”。独立自主，走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读《中国问题》提出的建议，许多主张全盘西化的“公知”应该感到脸红，他们的见识还不如一百年前的西方学者。

《中国问题》还有许多精彩内容。

例如，他称赞中国人“谦恭、自信、聪慧而明智，有一种冷静而内向的尊严”，具备坚韧、勤劳、注重家庭伦理等特质，能支撑民族复兴。也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的贪腐、怯懦、公共事务冷漠等问题。认为根源在于制度僵化、教育缺失与长期贫困，而非民族本性，可通过社会改革改善。

《中国问题》还精准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邻居”，预判其军国主义本质、资源匮乏下的扩张逻辑，会通过战争掠夺中国。这一判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中得到印证。

《中国问题》也谈到中国文化，建议中文搞拼音。今天汉字能用拼音对应，电脑拼音确实大大方便了汉语学习和传播。而没有罗马字母拼音的日本人打字比中国人麻烦太多。

《中国问题》认为，中国若能成功融合传统与现代，其和平特质可平衡西方工业文明的侵略性，中国将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发展范式。他甚至预判：有朝一日，中国将能与美国比肩。

《中国问题》还有许多精彩内容，不能一一赘述。一百年前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一定会有许多偏差和局限性，但能跳出自身的文明局限，对中国的国情、文化与发展道路作出如此精准、深刻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叹。

西方世界总认为照搬他们的模式是实现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但中国的实践证明，各国从实际出发，可以走适合自己的独特道路。

中国没有走西方的老路，东方大国走出了一条更具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问题》引发中国道路的思考。有感而发，与感兴趣的朋友交流。

    征求AI意见，形成修改稿：

中国道路的思考

徐宪民

2026年2月4日

    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根植于对外掠夺的原始积累与对内竞争的资本逻辑。百年之前，当世界版图被列强瓜分殆尽，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中国，该向何处去、该走哪条路，成为悬在民族命运之上的时代之问。近日重读英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特兰·罗素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其跨越百年的远见卓识，令人击节赞叹，更为我们理解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镜鉴。1920-1921年罗素访华后，在书中直面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肯定中国文化深植于民族血脉的韧性，更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全盘西化，直言中国必须凝聚民族力量、培养爱国精神，走出一条契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为探寻中国出路，罗素提出了一套逻辑严密的行动序列，且着重强调“次序不能颠倒”：

    一、建立有序政府；

    二、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

    三、推广教育。

一

秩序先于一切：主权的基石

    罗素将建立有序、统一、有效且主权在握的政府，置于中国复兴的首要位置。他精准洞察到，近代中国的核心危机，并非所谓的“文化低劣”，而是国家组织涣散、主权旁落，无法形成凝聚民族的核心力量。他所言的“爱国精神”，其核心并非狭隘的民族情绪，而是全体国民对国家统一与主权独立的共同认同，是支撑国家存续的精神根基。

    其背后的逻辑链条清晰而深刻：无统一政府，则国家的法律、财政、国防无从统一，国土便成散沙，外敌可乘虚而入；无稳定秩序，则市场缺乏保障，资本望而却步，工业发展无从谈起长远规划；无权威且统一的政令，则全国性的教育体系无从建立，人才培养便成空谈。因此，稳定的政治秩序，是解决近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前提、总根基。历史已充分证明，这正是中国复兴的首要条件——唯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统一完整的新中国，才能为民族发展开辟全新道路，让一切现代化探索有了立足之本。

二

自主方能自强：工业的命脉

    在确立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上，罗素力主，中国必须在中国人自己管控下发展工业。他深知，工业化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物质基础，是摆脱积贫积弱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坚决反对由外资主导中国工业化进程，直言若失去主导权，中国只会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陷入经济殖民的泥潭，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富强。

    他更严格限定了工业化的前提：唯有统一且拥有完整主权的政府，才能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制定保护民族产业的国策，捍卫国家经济主权，让工业化的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若无此秩序，工业化只会被地方军阀与西方列强分割操纵，成为各方牟利的工具，反而会加深中国对外部的经济依附，与强国目标背道而驰。因此，“自主可控的工业化”，才是真正的强国之基。中国的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正是因为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牢牢掌握工业发展的主动权，中国才能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赢得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的资格。

三

教育固本培元：人才的支撑

    而当政治与经济的基石稳固之后，教育的现代化，方能拥有坚实的发展土壤。罗素所主张的教育，并非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旨在培养兼具国家意识、科学知识与现代技能的现代公民，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工业体系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让国家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其“先政治、次经济、后教育”的次序逻辑，于此形成完美闭环：无统一政府，便无全国性的教育规划与稳定的教育投入，教育只能是零散的、局部的；无自主工业体系，便无人才施展的舞台，培养的人才要么被外部吸纳，要么陷入“学非所用”的困境，教育最终只会沦为空谈。因此，唯有先实现政治稳定、主权独立，再建立自主可控的工业体系，最后才能通过教育完成“人的现代化”，并以“人的现代化”反哺政治治理与工业发展，形成政府、工业、教育三者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依循这一底层逻辑，通过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实现了对全体国民的深刻教育与塑造，让国家意识、现代理念深入人心。

四

穿越百年的回响

    罗素的《中国问题》成书至今，已逾百年。百年间，新中国的社会实践，远比罗素当年的建议更为宏伟、更为复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远比罗素当年的设想更为精彩、更为完备、更为深刻。进入新时代，罗素所言的“建立有序政府”，已升华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政府治理更科学、更高效、更贴合人民需求；“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已聚焦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高端制造突破，牢牢掌握核心技术，推动工业体系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推广教育”，则进一步指向建设教育强国与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既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也造就顶尖创新型人才，让人才成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三者不再是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构成了更为有机、更为动态的协同发展体系，共同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我们不必以今时今日的视野，苛求一位百年前学者的认知局限。作为一名西方学者，罗素能跳出西方文明的固有偏见，以客观、理性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命运，作出如此精准的诊断与预判——他不仅在百年前就精准预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风险，更盛赞了中国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强大韧性，并大胆预言中国有朝一日将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大国——这份远见与洞察，已然足够令人敬佩。而其思想内核中“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的核心主张，与中国人民在历史洪流中作出的选择，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反观近代中国那些曾鼓吹“全盘西化”的论调，其见识与格局，甚至不及这位百年前的西方哲人。他们无视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底蕴与现实国情，将西方发展道路奉为“唯一标准答案”，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最终只能在历史实践中折戟沉沙。中国百年发展的成功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雄辩地证明：现代化绝非只有西方这一种模板，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照搬他国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出路。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正是因为没有重走西方对外掠夺、对内分化的老路，而是始终立足自身实际，坚守独立自主，凝聚民族力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最终开辟出一条更具生命力、更具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人类现代化事业的新形态、新选择。

    重读罗素的《中国问题》，不仅是对一段智识往事的回顾，更是对中国何以能取得今日发展成就的深刻思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与现实优越性的再次确认，更让我们对这条独特道路的未来前景，充满坚定的自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这份跨越百年的启示，将始终提醒我们：唯有坚守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国情，始终走自己的路，才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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