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以来老小孩读书会组织了《燕东园左邻右舍》读书活动。我很喜欢老建筑，也非常关注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故事。徐泓教授的这本书把二者完美的结合，我读来很配胃口，受益匪浅。
       一本书，一座园，一群人，一段穿越时空的共鸣。7月2日下午，老小孩读书会举办了共赴一场文学与记忆的云端之约。《燕东园左邻右舍》作者徐泓教授做客直播间，与老小孩一起分享书里书外的故事，重温那些让无数读者泪目又暖心的燕东往事。以书为媒，共赴一场跨越年龄与时空的对话。在文字中相遇，在记忆里重逢。我虽然听力不好，但还是戴着助听器，参加了这个难得的见面会。
       徐  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1998 年前从事新闻工作，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新闻社新闻部副主任，北京分社社长。徐教授出生在燕东园，父母亲都是北大教授。作者亲述燕东园的“人”与“情”。徐泓教授带我们走进燕东园的四季晨昏，细数书中未尽的细节：从大师邻里的烟火日常，到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温情，感受历史夹缝中的人性光辉。
       互动问答，与作者“面对面”，了解徐教授关于创作、关于燕东园、关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任何问题，直播间弹幕见！
       为什么这本书让老小孩感动？《燕东园左邻右舍》以会说话的老建筑为引子，用温润笔触勾勒北大燕东园的知识分子群像，既有学术泰斗的赤子之心，也有市井百姓的柴米油盐。老小孩读书会首期共读时，书友们纷纷感慨：记忆需要被传递，历史不该被遗忘。无论您是《燕东园左邻右舍》的读者，还是热爱文学、关注历史的长者，都能带着故事来，带着思考走，都可以在徐泓教授的讲述中，重拾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记忆碎片。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周培源、钱玄同、朱光潜、冯友兰、季羡林、费孝通、王力、冯定、翦伯赞、梁漱溟、冯至、何其芳、陈梦家、金岳霖、于敏、徐献瑜、陈占元、岑麒祥……是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而他们都曾住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别名“东大地”的燕东园。燕东园在北大东门附近，前身是明清时期的成府，据说在乾隆年间为太监营房，老太监们从宫里出来，死后就葬于此地。20世纪20年代，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买下这77亩地，建成了如今的燕东园。从此，一代代知识人与这里产生交集。
        燕东园堪称一片“学术沃土”，曾聚集了北京大学文、史、哲、语言、政经、数理化等多个学科的顶尖学者。他们在这里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度过或辉煌或坎坷的岁月，使燕东园成为了北大乃至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人文地标。
       从20世纪20年代起，燕东园囊括了一批批杰出学人，但20世纪是革命与巨变的年代，知识分子也无法独善其身，他们的学识令人钦佩，他们在后半生不同的境遇，更令人唏嘘。
       因此，燕东园是一个重要的坐标。但长期以来，缺乏一部专门挖掘其文化价值的专著，直到徐泓填补了这一空缺。打开此书，既能发现王世襄的乐园、何其芳的读书会，也能看到冯至和杨晦“一个甲子的友谊”、周一良对于陈寅恪的愧疚，还有不能忘却的陈梦家与赵萝蕤。徐泓以扎实的笔触，书写了一部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抢救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过去。
       他们大多学贯中西，在各自领域造诣深厚。即便在特殊年代，仍保持着对学术的纯粹热爱，如书中描写的教授们在简陋环境中坚持读书研究，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学术定力。作品真实呈现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生存状态：既有对理想的坚持，也面临现实的困境。通过邻里间的日常交往，折射出知识分子群体在特殊时期的生存智慧。通过微观视角呈现宏观历史，在日常叙事中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对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进行了人性化记录。
       书中人物不是脸谱化的“知识分子”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喜怒哀乐、困惑坚持都跃然纸上，为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鲜活注脚。这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细腻刻画，在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这是一部知识人的精神图谱，也是以小见大、关于一段崎岖年代的痛史。它不应该被遗忘。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斑驳的砖墙上，爬山虎正以每年固定的节奏舒展着枝叶。这座建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教授住宅区，其灰瓦红墙间至今仍流淌着一种特殊的气息——那是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是书架间尘埃在阳光下起舞的微光，是老式台灯下思想碰撞的火花。这里的每一块地砖、每一扇木窗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一段段被时光浸染的往事，而那些曾经在此居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则如同建筑本身，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发显现出其精神质地。
      燕东园的建筑布局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知识分子交往史。每栋住宅之间不过数步之遥，却形成了独特的"学术共同体"空间。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曾回忆，他与季羡林先生住所仅隔一道矮墙，“夜半常闻诵经声，晨起必见译稿新”。这种物理距离的接近，催生了思想的频繁碰撞。住宅区的中心花园曾是周末学术沙龙的固定场所，哲学家冯友兰常在此处与学生们围坐论道，斑驳的石桌面上至今留有粉笔划过的痕迹。
       住宅内部的空间分配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哲学。书房永远是最宽敞明亮的房间，书架从地板直抵天花板，中间仅留一人通过的通道。物理学家王竹溪的书房里，黑板占据了整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推导，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这些空间安排不是偶然，而是知识分子将生活场所转化为思想实验室的自觉选择。
       在燕东园的老房子里，每一件日常用品都可能承载着特殊的文化记忆。季羡林故居保留着的那台老式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已经磨损得几乎难以辨认，却曾打出过《罗摩衍那》的优美译文。据家人回忆，季先生习惯在深夜写作，打字机的声响常常持续到凌晨三点。这台机器不仅是工具，更成为了学术坚持的物证。
       在物理学家饶毓泰的住宅里，那张磨损严重的书桌抽屉中至今保存着他的备课笔记。泛黄的纸页上，复杂的公式旁总能看到几句用铅笔写下的生活感悟，展现出科学家感性的一面。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实则是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它们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存在。
        燕东园的建筑见证了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形成过程。在某栋住宅的阁楼里，至今保存着王力先生编纂《古代汉语》时的手稿，密密麻麻的批注显示出学者对学术完美的追求。这些手稿不仅是学术成果，更是一种治学态度的传承。年轻一代学者常来这里“朝圣”，感受老一辈学人严谨的学术作风。
        建筑之间的邻里关系也塑造了独特的学术生态。据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回忆，他与同事们常常在下班后互相串门，在客厅的沙发上进行“非正式学术讨论”。这种宽松自由的交流环境催生了许多跨学科的思想火花。如今，虽然当年的学者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留下的学术传统仍在燕东园的砖瓦间延续。
       读着《燕东园左邻右舍》仿佛能听见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这些建筑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记忆的文化场域。在这里，每一块砖石都记录着思想的重量，每一片瓦当都镌刻着学术的坚守。当新一代学子走过这些老建筑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冰冷的建筑材料，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这种精神将通过建筑的永恒存在，继续滋养着未来的学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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