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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读“圆”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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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年11月22号 07点 阅读 6487 评论0 点赞33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读“圆”读“方”

 

庄关通

 

      几十年读古读今、看这看那,我深感社会人若能以“行方”“智圆”律己,则会对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而“行方”“智圆”须自幼就培育修炼。

 

            20248月,我整理柜子时,发现自己忘却了的十几个铜钿,就拍了照,发给孙女看,并问她:“铜钿为什么是圆形而方孔?”孙女很快回答:“天圆地方吧。”我告诉她:“天圆地方”是一说。晋代鲁褒的《钱神论》里说过“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一般人还相信另一说:铸币到了精加工时,把很多铜钿穿在一根方形细棍上固定下来,即可反复修锉其边缘。假如铜钿中间是圆孔,那就不便于精细加工了。

      据中国古代文化史表述,圆形方孔铜钿之前,曾有圆形圆孔的铜钿,叫“圜钱”,那是在战国中后期。到了战国晚期,铜钿就变成圆形方孔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货币,铜钿都铸成圆形方孔。所以说,这“孔方兄”的寿命特别长,约有二千一百岁。

      我有枚“宽永通宝”,说明圆形方孔铜钿不仅我们中国使用,日本也用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某天,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一位退休的校长,我曾在他领导的中学工作过。我与他站着聊了一阵。当我问及他儿子情况时,他说,对儿子的工作很放心。又说,一个人,好像一个铜钿,里面应该是方的、正的,外边要圆、要润,我儿子呐还不圆润,所以他那摊子发展得不理想……

      老校长的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了成语“智圆行方”。

      “智圆行方”,原句是“智欲员而行欲方”,它出自《淮南子》。【《文子》里也有“智圆行方”的论述,要真正弄明白究竟谁引用谁,恐怕要靠“地下”。】

      这里的“智”,指智略;“圆”,即“员”,指圆通;“行”,指德行、行为;“方”指方正。

 

      “智”,是多义词,以“智略”解释“智圆行方”里的“智”,包含一个人的智慧、才能、谋略。“智欲圆”就是考虑问题,解决矛盾,要变通、灵活。

      大凡勤奋好学的聪明人,由于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加上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怕挫折的素质,因而动脑筋排难解纷时,善于迅速应变,力争圆通,决不盲从或顽固。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智者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关于以“变”求“圆”的古训,诸如 “应权通变” 、“更弦易辙”、“便宜从事”、“穷极则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绝处逢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等等。

      我读古籍,感到特别需要重视“智欲圆”的,有两种境况:

      一是出征。《司马穰苴兵法》说到“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孙子兵法·九变篇》里先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后又说“君命有所不受”,前后似矛盾,其实不矛盾。带兵出征,想执行“君命”打胜仗,智慧的将军会研判天时、地利、敌情,灵活变通。在信息传递条件极差的古代,尤须如此。因此“君命(令)有所不受”合乎情理。这是本质意义上的“实事求是”。

      二是进谏。尽管《管子》已有“以人为本”、《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思想,但封建帝王专制严酷,忧国忧民的智者若是对君王直谏,批逆鳞,则很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这就迫使进谏者不得不变通,运用“讽谏”艺术,“机智勇辩”。我曾为此写过种善于变通的讽谏,这些实例都闪烁着变通而谏的智慧。

 

      前面已说“行欲方”中的“行”,指德行、行为。“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方”指方正。

      “方正”这个语词,在多部秦汉前的古籍里曾出现,而最早的出处似该算《管子》的“形势解”和“明法解”。

      “方正”者有什么特征?《淮南子》说:“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品行正直而不会弯曲;心思纯洁而不受污染,困境中不改变自己的操守,顺利时不放纵自己的意志。)

      在古代,如唐· 魏征、宋· 包拯等等之所以名标青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行方”。然而封建王朝里,开明君主凤毛麟角,遇上皇帝昏庸、或皇亲争位、或奸臣当道、或宦官专政,则人杰想“行方”也极其艰难。例如,明代嘉靖年间,杨最、杨爵、杨继盛都是饱读经书史书的进士出身,善良而勤政,却因“行方”而先后受害。之后,海瑞预先购置了棺材,诀别妻子儿女,向明世宗上疏直谏,结果被捕入狱,到明世宗死后才出狱。

      在近代现代,我每每被英雄事迹感动,领悟到他们德行方正境界的出类拔萃。1999年,我在应邀撰写《谭嗣同》和《与妻书》详注直译稿时,钻研许多资料,被震动了:谭嗣同为变法,可“东游”保命却偏要给“因变法而流血”开先例!林觉民为起义,家有怀孕的爱妻却偏不想“独善其身”!他们让我把握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内涵。

      而年青时读了一集集《红旗飘飘》及其他革命回忆录,我看到新中国建立前,不少共产党员打入敌人的心脏,大智大勇地与敌周旋。他们不怕酷刑,宁死不屈,不怕诱惑,坐怀不乱,为革命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有的甚至见危授命。可歌可泣,无法忘怀!

      真正的德行方正者,与物,清廉寡欲,见利思义;与事,勤奋敬业,敢担责任;与人,诚信为本,乐于助人;与上,正言不讳;与下,正身率下;与家,敬老慈幼;与国,忧国忧民,尽忠爱国;与己,克己奉公,舍生取义。

 

      我将“智圆”“行方”分开述说,仅是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从做人处事来说,“智圆”“行方”该融为一体才行。

      如果固执“行方”,丢了“智圆”,且没有恰当的度,那么往往会变得教条、死板。这方面,方孝孺案值得思考。我读《明史纪事本末》知道,燕王(即成功后的明成祖)朱棣带兵占领了京师(南京)后,方孝孺坚决不为朱棣起草登极诏书。朱棣对方孝孺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反驳:“便十族,奈我何!”结果在“九族”之外,方孝孺的门生、师友竟列第“十族”,也被搜捕杀害。于是,方孝孺一人受害变成870多人被杀,其中许多是方孝孺的门生、师友。明代文宗宋濂的弟子、建文年间朝廷的侍讲学士方孝孺,该属聪明人杰,但他没料到自己的6个字狠话竟让朱棣使出空前绝后的狠招。夷三族、夷五族、夷九族之类已是不文明的封建极端酷刑,加夷所谓第“十族”,则让多少无辜者含冤而死!我想,方孝孺的“便十族,奈我何”既违成规,又背仁义。这是“行方”过头、“智圆”不足的悲剧。

      如果一味“智圆”,丢了“行方”,则往往变得模棱、圆滑。“智圆”过了头,置“行方”于脑后,当然不行。唐代有个写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诗人苏味道就是“苏模棱”。他在武周时期曾居相位,但他是那个年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脑筋动在讨好武则天,又与武则天身边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拉交情,《旧唐书》记载:“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后来,唐中宗将苏味道贬为刺史,没多久,圆滑的“苏模棱”就去世了。

  

      明代就有的蒙学读物《幼学琼林》中,有“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句。古代重视启蒙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将“智欲圆而行欲方”编入幼教课本呢?就是因为想让孩子们及早懂得“智圆行方”的道理,这对学做人、求成才很有益处。

      我曾分析中学、大学里发生的个案,包括想不劳就获名得利而作弊或诈骗、毫无价值地了结自己、为个人利益而置人于死地等。他们为什么违纪、犯罪?主要在于忽视优良品德的培育,日积月累,量变至质变,突破了遵纪守法、爱己爱人爱家爱国的底线,后果必然是害己害人。

      一个孩子,假如幼儿、儿童阶段能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那么“行方”而“智圆”就具有坚实的根基。

      所以,家庭和学校的师长们应该非常重视优良德行的培育,从上幼儿园、上小学起,就别让孩子只学知识、不学做人。当然,师长们自身必须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行方”而“智圆”的好榜样。

 

                      (2024112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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