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4年11月15号 19点 阅读 4661 评论0 点赞7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难忘老汤的知遇之恩
朱扬清
我曾写过多篇追思怀念崇明农场老领导的文章,旨在传承弘扬他们那种家国情怀的精神和高风亮节的品德,但惋惜和悲痛的是,这些老领导都去见马克思了,这总不免给人过多的伤感!而此篇文章,我要写一写健在的农场老领导,他就是年已耄耋、精神矍铄、乐活幸福的汤友福。
我在崇明农场近40年的生涯中,有幸遇到过多名伯乐式的好干部,我虽不是千里马,但他们还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搀扶我,成人之美,知人善任,提拔我当了干部。在我前行的道路上,每当磕磕绊绊的时候,每当命运多舛的时候,他们出予大爱、道义和公正,为我扫除障碍,排除干忧,助我前行。老汤就是其中这样的一位老领导。老汤予我有知遇之恩,虽然事隔五六十年了,但至今我还忘不了他的这种恩情,回想起来仍然难掩激动之情,我在此把它写出来,以表示感谢、感激、感恩老汤之情。
一
老汤长期担任场党委的领导,分管组织人事工作,包括干部物色、培养、提拔和任命的工作。老汤是一位伯乐,为农场培养、提拔了一大批干部,保证了农场的干部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推进了农场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也是老汤培养、提拔的干部之一,我在《我所认识的首位农场干部》一文中写到:老领导任品潮在生产大队时器重我,委以重任,后来又输送我去场部工作,是我的贵人,我的伯乐。老汤是又一个伯乐,看中我、看上我、提拔我当上场部干部。
我回想起来,是我为农场广播站写广播稿引起了老汤的关注,进入了他的视野。我刚满16周岁那年,为摆脱家庭经济拮据的困境,由浦东老家远赴大西北的兰州谋生,当了一名机床厂的机修学徒工。1959年10月,我厂与全国各地一样,开展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参加了甘肃省劳动模范、八级技师罗永辉领衔的技术革新小组,经过一个多月日以继夜的奋战,自制成功一台土镗床,攻克了制造龙门铇床无法加工大型零件的拦路虎。这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教育了我,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题为《罗技师自制土镗床》的新闻小故事,投送给兰州报。这是我首次写稿、投稿,对能否被采用没抱多大希望。但想不到没过几天,稿子经编辑润色后竟然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这篇300多字的处女稿及以后的多篇新闻报,改变了我命运,使我当上了干部,那时我还未满18周岁,成为厂部100多名干部中最年轻的干部。
到了农场工作,又是写稿再次改变了我的命运,老领导任品潮了解到我在兰州写稿的情况,让我当了大队的宣传干部,经常向场广播站写稿子,报道我们大队的好人好事,特别是“三夏”、“三秋”两个大忙季节,我更是勤奋地写稿,报道干部职工大战农忙的动人事迹,广播喇叭里几乎天天播送我大队的新闻,这引起了老汤的注意,经向广播员了解,知道了有个能写稿的朱扬清。有一次,老汤在“三秋”大忙时有意来我小队参加劳动,认识我、考察我,留下了好的印象,把我列入了后备干部的名单。老汤来考察我,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说是面试,但对我来说是不知情的面试。由于不知情,我没有思想负责,说起话来纯真,不做作,不矫情,给老汤留下了好印象。1966年9月,场政治处开办干部培训班,需要一名干事,就调我过去,我就成了场部机关干部,先后在场部工作30多年,直至解甲归田。没有老汤慧眼识人,或许我当不了干部,走的可能是另外的一条人生之路。
二
老汤不仅提拔我当了场部干部,还在生活和经济上也伸出援手,为我排忧解难、雪中送炭。我是1963年底到农场工作的,我担任小队长,每月工资27元,与21元、24元比起来,算是“高薪阶层”。后来,我结婚成家,妻子也是每月工资27元,夫妻两人54元收入。4年后,两个儿子相继降生,加重了生活的困难。更不幸的是,长子患新生儿败血症落下了脑瘫的后遗症,需要长期治疗康复。乡下老母亲生病,我们兄弟两人,我既要负担母亲一半的生活费,又要负责母亲一半的医药费。这样,54元收入要负担4.5个人的生活,且要负担不菲的医药费,入不敷出,提襟见肘,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每月工资27元,拿了10多年,生活的困苦今日来说真是难以想象!我多么渴望能有一天加工资,做梦都在想什么时候工资调个头,27元变成72元。有一次,我梦见27后面加了个“0”变成270元,高兴得困梦头里笑了起来。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工资还是27元。面对现实,我们只得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硬是从嘴巴里抠出几个钱来。那时,我们吃酱菜、罗卜干、咸菜、酱油汤过日子,难得开一次荦,算是最大的享受了!1970年7月,我参加崇明县干校学习,中午用餐时用八分钱买了一只咸鸭蛋,一分为二,中午吃半只咸蛋再加一分钱的汤,还有半只咸蛋放到晚上再吃。干校食堂的菜花式多样,价廉物美,我多么想吃,多馋人啊!但想到家庭的困境,我吃不起啊!我想到妻子儿子在过苦日子,我还是用意志和毅力战胜了馋虫。
在上世纪70年代头几年,是我家生活最为困难、最为紧张的几年,是老汤雪中送炭,相助解难。当时,老汤兼机关的党支部书记,我在政宣组工作。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的一天,老汤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困难补助单”,说:“你家确实困难,你把补助单填一填,给你困难补助20元!”我连忙激动地站起来表示感谢,并很快填了单子,老汤立即批准签了字,我到财务科拿了20元钱。我兴奋、激动、感激,一时难以言喻。20元补助,接近一个月的工资,解决了我家的很大难题,使那个春节过得有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不象以前那样窘困了。对老汤的关怀相助,我们夫妻俩深为感激,向老汤致谢,老汤说:“你家确实困难,应该给予补助!再说,我是代表组织,你们要感谢农场,感谢党和政府!”
从那以后,老汤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两个月给我困难补助一次,大多数是一次15元,也有一次20元的,给了我家恩惠,解决了我家的很大困难。我家多次获得困难补助,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有人向老汤提意见,老汤听到后说:“他家实在困难,这样的人家不补助还去补助谁呢?谁家像他这么困难,我们照补不误!”老汤大爱仁心,关爱弱势群体,老汤为人厚道,办事公道,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感激、感谢、感恩之情在我的胸中流淌。
三
老汤有智慧、有策略地处理了一起告我们几个人状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的政治生命,更是令我铭记在心,感激不已。那是在“文革”“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灭亡,政治环境似乎宽松了一点。有一次,一位能言善辩的朋友来到场部的新华书店代销处,与我们几个人“茄山胡”,那位朋友不知那根神经搭错了,竟然提出、引起讨论非常敏感、有触碰政治高压线嫌疑的问题。那位位朋友说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顶峰的提法不是最确切,应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因为马列主义还要发展,如果顶峰的话就不发展了。他还说他在一本刊物上看到过这样的论述。这些话在今天来说,完全是正确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的那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有人上纲上线,说林彪死了,不能否定“顶峰论”,否则就是反对毛主席!我觉得这样上纲上线要出大问题,连忙转移话题,说:“那位朋友说的有些道理,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就中断了这个问题的争论。但事后有人向老汤告状,说那位朋友和我的言论反动,问题很严重要,要严肃处理。这现在来看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当时确实是有“杀伤力”的,如果遇到也是“极左“的领导,遇到奉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那位朋友与我可能遭殃,难逃一劫。但幸运的是,我俩遇到了老汤这样的好领导,妥善地解决了此事,保护了我俩。
老汤初听后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就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了事情的真相。然后,沉吟片刻,回避了对或错的问题,很有智慧、很有策略地地说:“大家谈谈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是可以的,再说,他们两个人已转移了话题,我看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还是实事求是为好,事情就到此完止吧!”这位告状的朋友平时尊重老汤,觉得老汤说得合情合理,再也不便说什么了。在“文革”极左思潮泛滥之时,老汤出以公心,出于对部下的爱护,冒着风险,顶住压力,很有智慧、很有策略地解决了这种棘手的事情,保护了我俩的政治生命。这彰显了老汤的高风亮节,彰显了老汤作为一个组织人事的领导干部的仁爱之心和宽阔胸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我是感激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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