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泾文脉》第五章 枫泾书匠

徐建国 

2024、5、7

章首语

       枫泾这块只有2.09平方千米的土地，竟出了唐朝的陆扆、宋朝的许克昌、清朝的蔡以台3个状元，还出了56个进士、128个举人。近现代，更诞生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著名国画家程十发、围棋国手顾水如等名人239个。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文化奇观？成书于清代末年的《枫泾小志》告诉我们：是教育！是教育造就了枫泾的人杰地灵，而这种教育又是多层次的：家庭教育、家族私塾、书院。如唐朝“内相”陆贽，就是由他母亲一手教育出来的。

       社会办学最早的是元代的戴光远。到了近现代，更是涌现了许多官绅、商人、知识分子兴办教育，出现了许多名垂青史的教育家。

       本章拟介绍枫泾历代教育家：元代的戴光远、清代的杨白民、当代的吴若安。

第二节 杨白民

   杨白民(1874-1924) ，近代艺术教育家，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人。初名士照，后以字行。据郭长海《弘一大师与杨白民》一文介绍：

   “杨白民（1874-1924），名士照，松江枫泾人。秀才出身，其父原在上海经商，小有积蓄，所以全家便移居上海城东。杨白民年轻时即热心教育事业。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认为中国之败，乃由于教育落后；而日本之胜，则源于教育之兴盛。国家之兴衰，全在于人才的培养。所以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杨白民便潜心于教育的研究。由此，他放弃了做官的前途，不再参加江南的乡试。1901年，他便束装东渡，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

   杨白民劬劳教育垂二十年，养成弟子数以千计，桃李芬芳，誉满东南。终因劳瘁过度，过早地离开人间，死时年仅五十有一。遗女子六：雪琼、雪瑶、雪玖、雪子、雪珍、雪仇。”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对杨白民最全面、最准确的介绍。

   杨白民年方二十即出任上海约翰书院教务，但如前文所说，他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理想。为实现这个人生目标与理想，他于1901年毅然辞去教职，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尤其是日本的女子教育。1903年回国后，在上海南市竹行弄自己家里辟出一部分房屋，成立了“城东女学”。

   城东女学以艺术专修和音乐见长，为中国的女子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幸的是，杨白民因苦心办学、辛劳过度而过早离世。1924年7月，杨白民为办校事宜奔波，因南京路上一块广告牌掉落，不幸砸中头顶。虽经救治渐愈，但终留后患，不久便突然发病，于1924年9月7日（农历八月初九）辞世，年仅51岁。

   他于垂危之际，不说别事，惟嘱托女儿们继续把女学办下去，可见他对教育事业的痴心。此后他的女儿杨雪玖、杨雪瑶先后出任女学校长，城东女学又坚持8年之久。后终因经费和管理等原因不得不停止办学，家属将校产捐给了教育部门。杨白民二十年如一日，积极探索中国的女子教育之路，其真无愧于“教育家”的称号。

一、城东女学的创办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商埠的不断开放，教育也日渐殖民化。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教育兴国的重要性，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兴办女学，如 “经正女学”“严氏女塾”“务本女塾”“爱国女学”等。到1907年，中国各地的女子学堂已经达到428所。

   杨白民就在中国人自办女学风起云涌的1901年，东渡日本考察女子教育，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认识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实巩固国础之法也”“以女子教育为急务”。他尚在日本考察期间，就已命妻子送自己的女儿读书。

   杨白民回国后，于1903年创办城东女学。创办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据他的女儿杨雪琼在其《先严述略》中回忆：“经费无着，即恳商吾母售奁物以为开办费。后得社会称许，一时名人互相扶助，先祖又为之修葺墙屋，整理校舍，而规模始具。”

   城东女学有其鲜明的教育思想与理念，那就是“革新、节俭、苦学、为群”。他向女学生提出：“莫耻以倚人以生”，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女子走上社会。其女儿杨雪瑶就是在他的鼓励下，走上当时只有男性登台的演说竞争会。他亲自为女儿撰写演说文稿，亲自辅导她演说时的要领。在比赛中，杨雪瑶获得了“演说第三名”的好成绩，这在当时引起了上海各界的轰动。

   作家包天笑在其著作《钏影楼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杨白民的城东女学的：

   “他那个女学校是家庭式的。因为他的家眷也住在里面，除了有几间厅堂可以作课堂，其余的屋子，除了自己居住外，便作了女学生的宿舍，为远道来的女学生住宿（这时外县如松江、苏州、无锡，常熟、嘉兴等地，到上海来就读的女学生极多）。至于本地通学而走读的也不少。他的夫人便当了管理学生的舍监。杨师母虽在中年，尚有睡在摇篮中的小女孩儿，她主持中馈，更是一位家庭主妇。于是，住在他们家里的女学生，课余之暇，便给她抱小孩，有时还帮着杨师母烧小菜。她们的课程中，本来有几项属于家事的，如缝纫、烹饪之类。缝纫不必言了，那时毛线工作，正在长足进步；而烹饪一课，亦别有风味。”

二、城东女学的师资力量

   城东女学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聘请教师“必问专长，不以学子多寡为念”。先后聘请的教师都是具有真才实学、术业有专攻的教师，如黄炎培、李叔同、丰子恺、吴若安等。众所周知，这些教师后来大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艺术史上占一席之地，有些甚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杨白民嗜爱绘画，于校中开设国画专修科，聘请这些名师分门授课，素描、木炭、石膏、静物水彩、油画写生、图案画等，造就甚多。这其中交往最深的是李叔同。李叔同(1880-1942)，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以其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批文化名人。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成为城东女学的教师，可见城东女学师资之强大。

   除李叔同外，其他在城东女学任教的教师有黄炎培、吕澂、杨东山、王一亭、邵力子、吴昌硕、包天笑、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刘季平、顾佛影、郭步陶、汪仲山、顾翔生、许醉侯、李靖澜、朱香晚、吴梦飞、刘质平、叶楚伧、丰子恺、吴若安、曾农髯、吴杏芬、沈墨仙等，大多赫赫有名。

三、城东女学的学科设置

   在强大的师资力量支持下，城东女学先后开设了众多为女子自立的学科，计有：1、蒙养院或幼稚科；2、初等科或初等小学科；3、高等科或本科；4、文艺专修科或艺科；5、文算专修科；6、速成师范科。据陈科美主编《上海近代教育史》介绍：城东女学，1903年由上海县人杨士照创办，分高等、初等小学二部。1907年添设简易师范科，次年停办师范科，改设艺术补科。

   此外，该校还开设函授科和暑期补习会。1914年10月3日《申报》在题为《城东女学之通信教授》的报道中写道：“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今年下学期所请各科教员均系专家，惟恐来学者或有限境地，未能普及，特设函授一科，将各种学科通信教授，俾得在家或在外任事者，均得补习云。”1916年7月15日《申报》介绍：城东女学的暑期补习会内容十分丰富，由杨白民负责手工，杨雪瑶负责体操，吴梦非负责图画、音乐云。

   城东女学的文艺科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据1915年8月25日《申报》在题为《城东女学开学记》一文中介绍，城东女学的文艺科除文科内容外，还有唱歌、风琴、音阶音程、和声学、乐式学、二重音、三重音、西洋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擦笔画、水彩画、油画）等。

   为检阅文艺科成绩并学以致用，城东女学每年举办一次游艺会。城东女学游艺会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城东女学还设有演讲会，如1911年9月11日举行的第一次演讲会，其主题有：“教育上之社会主义非无政府主义”“妇女与社会之关系”“女子须求自立”“中国于世界之位置”“公德谈”“为人须有定识，当开风气，不可为风气所转移”“蚕业与女子生活之关系”“妇女与地方自治之关系”等。从这些演讲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出，在一百多年前，杨白民和他的城东女学就在演讲中宣传新知识，宣传女子应自立的新观念。时人评曰：“语意恳挚，足以唤醒女界。”

四、城东女学的办学成就

   城东女学创办后不久，因办学成绩出色，即获得政府嘉奖。据1906年5月28日《申报》发表的《江苏学政考查上海各校分别等第表（续）》，其中对“城东女学”的评语是：“校长杨士照管理合法，苦心提倡，已开办四年，殊属难得。学生程度颇有出色者，奖给匾额。”

   杨白民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一生崇尚艺术，献身于校务二十余年，培养学生数千人，桃李芬芳。城东女学学生音乐天赋之高，可从该校第一次举办音乐会的节目单和出演阵营可知，据1918年7月6日《申报》报道于前一日举行的城东女学音乐会节目单可知，其表演形式之多，令人称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生表演之节目的作词、作曲者，大多为城东女学所聘的教师，如李叔同、刘质平。

   城东女学中最出色的学生是杨白民的女儿。杨雪瑶（1898-1977）一名素，杨白民的大女儿，王一亭的弟子，书画俱佳，擅花卉、翎毛，曾任城东女校的校长，中国女子书画会发起人之一。三女儿杨雪玖（1902-1990），12岁从吴昌硕、王一亭、李叔同等名师研习书画，工山水，兼人物、花卉，尤擅山水长卷。15岁即有润格问世，常以个人画展义款资助城东女学，后继承父业任城东女学校长。是中国女子书画会发起人之一，198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四女儿杨雪珍，（1907-1995），一名雪真，从小跟随王一亭研习书画，工人物，对书法造诣较深，尤以板桥体小楷为长，也是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员。

   随着办学经验的丰富、办学成绩的彰显，城东女学一直在努力扩大规模。就在此时，杨白民却由于事故而过早离开了人世。他的女儿杨雪玖在其《先君事状》中说：“先君兴学二十余年，惨淡经营，未尝一日稍怠。经费支拙，独自筹划。每至寒暑假，焦然不寐者累日。心血既耗，故年仅五十如七十许人。不骛时趋，独行其是。”1924年9月7日，杨白民终因不治而逝世。杨白民的逝世，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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