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4年04月17号 07点 阅读 5005 评论3 点赞15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国学商兑会”的由来
上海南社纪念馆的创建人姚昆田先生在与我们交流张堰文化历史时提到，南社文化还主要是在苏州，“国学商兑会”才是张堰人自己创建的文化品牌。为此，了解“国学商兑会”的由来，也是我一直想研究的一件事。
在上海南社纪念馆、姚光故居西面一间“古欢堂”展馆的墙壁上，陈挂着一块长2公尺，宽四十公分的立式木制招牌，上面黑底蓝字刻有“国学商兑书院”五个大字，令人醒目——显然“会”与“学院”这二词之差，也应该是姚昆田先生准备为以后进一步的国学研究作了铺垫。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特别是白话文为主的文化改革、推行，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延续千年的老的传统文化还要不要？故社会上开始有了传统国学与新学之间的矛盾争论。有一批人认为，古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不能废除，有的认为应该采用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文化，推广白话文。有的则认为要对古文化要有批判性的选择与使用。
姚光先生在《国学保存论》中就国学思想作了论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魂是也。说文以魂为阳气，故国之有魂，犹人之有精神。”“由语言文字演而为特别之礼俗，政教，为一国之粹。而后其国乃能久存。国学存，则语言，文字，礼俗，政教均存，而国亦能久存，然则国学之不可不极为之保存也明矣。且国存而学亡，则其国虽存，而亦必至灭亡；国亡而学存，则其国虽亡，而必能复兴。是以欲保国，必先保学也。“惟旧邦重建，凡百更新，而国学万端，亦皆待理，发挥广大，愈不容缓，此‘国学商兑会’之所以结也。巩固祖国基础，踔扬民族精神，将有赖焉”。可见，国学是中华文化、技艺的结晶，不但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的道理，怎样做人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商兑本有相互交换（流），适情融合，各爱所喜，各取所长之意。
江南大儒高吹万对民国初期的混乱局面，一时也难以适应。少参与，不愿介入。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不能理解，难以接受。提倡民主平等，反对专制独权。力主“发明孔学之真”，救护孔学，对唐诗宋词格外崇敬，难舍古代之精华。
早在1906年，他与姚光一起参加了由黄晦闻、马君武、夏欣渠组织的“国学保存会”，先后三次赠书给“国学保存会”藏书楼，该楼是华人在上海或全国所办的第一所现代图书馆。
在1912年，高吹万与姚光舅甥高树一帜，与他人发起成立了“国学商兑会”。高吹万还特意定了《国学商兑会小启》：“在昔秦政焚烧，六经尙存孔壁。汉武罢黜，百家犹在人间。故有入泉出天之精诚，即为古圣先民所呵护。学之不讲，古义奚之？辨有未精大道斯隐。自、刘以大儒而附为莽，绝不来君子之诛。吴、许以道学而仕胡元，反得享太牢之奉。盖人心之尽死，皆有学术之不明矣。夫国而无学，国将立亡；学鲜真知，学又奚益。况凡今之人，不尚有旧，视典籍如苴土，沦坟索于草莱，户肄蟹行之文，家习象胥之籍。倚席而讲，匪博士之才；抱经以行，丧宿儒之业。见披发而祭野，辛有所以兴悲；作胡语以骂人，表圣因而致痛。爱立斯会，冀挽颓波。非感敢强人以从同，聊系绝学于一线。空山落寞，精义以阐发而益深。斗室沉吟，玄谛因推敲而愈显。孤证妙解，必使切理而餍心。触类旁通，亦不逞奇而眩异。邦人诸友，凡百君子，如有乐乎此者，敢望贻我佩玖，同歌《丘中有麻》。与子偕行，共采中原之菽。民国纪元三月日敬启。”
民国元年（1912年）6月30日下午二时许，由高吹万、蔡哲夫、柳亚子、余天遂、周人菊、高天梅、叶楚伧、胡朴庵、林百举、文雪吟、姚石子、姚鵷雏、李叔同、陈蜕庵、闵瑞之、李芑香、吴叔子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了国学商兑会。据《张堰镇志》记载，活动会址最初就设立张堰镇东市。（即张堰小桥河到东街湾一段）。《姚光日记》“6月30日，上午，至市公所，与天梅、叔纯布置国学商兑会之所（原定文昌阁，以装修费事，暂设是厅）”。（市公所即现白蕉艺术纪念馆。）
高吹万对“国学商兑会”成立十分高兴，特意写下了《国学商兑会成立，喜志以诗》：“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穷到先天易，参来上乘禅。秦灰流片影，鲁史阐微权。至道胥平等，何当起共建肩。赤松高隐地，风雨发奇光。坟典书谁读，丘轲道不扬。正声长郁结，大义久微茫。留得斯文在，江湖水共长。”
国学商兑会会员由最初的18人逐步发展有300余人，遍及大江南北，其中不少是南社社友。姚石子为理事长，主持会务。高吹万为编辑员。该会以“保存国故，交换旧闻”为宗旨，为研究国学的纯学术性质，并打算建立图书馆，收藏古今典籍，刊刻世间孤本，以存国粹。1917年，秦山高吹万“闲闲山庄”落成后，“国学商兑会”迁移于此。
“国学商兑会”成立以后，开始收集会员文稿，整理、出版了刊物《国学丛选》，致力于振兴国学和文学学术的研讨。由高吹万担任主编的《国学丛选》1912年9月发行了第一集，其中章程有十八条之多。以保证儒家的文章有重视、优先之意。其内容分门别类有，一是通伦，有高吹万、金鹤望、胡朴安、陈蜕庵等人的文章，二是经类，连载了胡石予的《读左绎谊》文章。三是史类，有顾熏的《四库备采金石提要录》和《后汉儒林传辑遗》。胡朴安的《包慎伯先生年谱》。四是子类，有姚光《自在室读书》、高吹万的《庄子通译》及《愤悱录》、姚鵷雏《大乘起信论参注》、高均的《区田辩》和《平立定三差通解》等，五为文类，诗，词也包括在内。六为通信类，以书信讨论学术为主。还有附录，登载有高吹万的《感旧漫录》、《乡土杂咏》等。最后还附有《会友姓氏录》第一编，布告有先登记入会的一百多人的名单。内容十分丰富多彩。
作为会刊，《国学丛选》从1912年至1930年间，共先后出版了十八集，到十三期以后，由二期内容合并为一册。每一期均采用线装铅印本。《国学丛选》流传到越南、槟榔屿、檀香山等地，影响很广。1923年对已发表的《国学丛选》第一，第二期进行了再版，并收录了唐文治、金天、张孔瑛、吴佩霖、徐仲可等人写的序言。艺术大师吴昌硕在收到谢云寄来的《国学丛选》后，致函说：“读手教，复惠丛选，俾窥全豹，欣慰欣慰。际此文字沦落之秋，得先生振聋发聩，国学赖以重光，人心转为复古，其功岂浅鲜哉，较之雕虫小技，剽窃时誉者，奚啻天壤，佩甚佩甚……。”
在《国学丛选》在思想论战也十分激烈。第一至第八集陆续发表了《论书学》有十三篇之多。系统阐述了孔学之观点。高天梅与周仲穆、姚鵷雏在书信中辩论孔墨异同。有人称孔子为专制之学，主张废孔用墨，高天梅支持这一主张。反对“专讲保存国学的倾向”，认为“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传统文化，主张“拾起精英，弃其糟粕”（《学术沿革之概论》）。柳亚子发表《寄吹万》诗，嘲笑他与高天梅是孔墨异同之争（摘自 《高夑集》）。姚光在给南社同志周仲穆（名祥骏）书中讲到：“保存者非固守不化之谓也。当光大之，发扬之。至于泰西学术，为我学所不及者亦极多焉。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而贯通之。”（摘自《姚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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