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许汉章

（上：作者在甘塘镇当副镇长）

1966年初,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来部队挑选一批老同志去贵州“大三线”军工企业工作，我被选上了。从此，我在贵州都匀一干三十多年,直至退休。

我在宣传处、后勤处、政治部、学校、工会都干过,同志们赞我是“万金油”。那时,我确实不计较个人干什么，只要组织上安排我干,我就尽力把事情干好。厂区店开门不正常，态度又不好，我说我去,结果使职工很满意。

1985年，栗木乡改为甘塘镇，这个区域有两家军工厂,三个学校,市委要求我厂选派一名干部担任甘塘镇副镇长,又把我选上了。

全镇有一万四千多人，很分散,有的村寨没有学校。我到朗里大队了解情况时,村民希望孩子能上学。我及时向上反映问题，不久建了一所朗里小学。而栗木中学，校舍破破烂烂，政府和教育局沟通，筹款5万元，建立了一所上下各四间教室的新校舍，村民们高兴极了。

那时,镇里财政困难,道路很差，从牛角冲到乡政府的一段石子路，不但窄,而且坑坑洼洼。在我的说服下,我们厂出了很大一笔资金,建成了水泥路。那个时候我们中央厂矿和地方政府之间,和老百姓之间,情同手足，患难与 共。

当副镇长时,我到瓮郎村文化室，看到里面躺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一丝不挂,钻在草堆里呻吟，上面横梁上搁 一口空的薄皮棺材。正是隆冬季节，我马上找到村支书刘安江，又找到几个年轻人将这位孤老抬上车，送到市民政局。莫局长了解情况后，立即把老人安排到迎恩区养老院。后来有村民对我说:这个老人在养老院又活了七年。老人弥留之际，不停地念着我:“许镇长，好人许镇长。”我听了这话热泪盈眶。原来那时刚刚实行土地承包,村干部也有一份承包地，对于他人或公共事务便无暇顾及。

贵州比较穷,山多田少,农户口粮很紧，大米很少，主粮是玉米。可交公粮时，人拉马驮，挑的挑，抬的抬,男男女女都很积极。一个老队长说:“政府要我们交的,我们一斤都不会少。”

都匀市甘塘镇大多数是布依族兄弟，他们非常淳朴,我回沪后,时常想念他们。我媳妇是苗族，孙子也是苗族，我对孙子说，你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家乡，把家乡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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