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在美国洛杉矶港口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为了这一天，钱学森整整抗争了5年时间，而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如今终于要回到祖国了，钱学森激动万分。

当天，洛杉矶港口来了很多美国记者。其中一名记者问：“钱学森，你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将来还会回到美国吗？”原本面露笑容的钱学森，突然严肃回答：

“我想我不会再回来，我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那么，钱学森回国后，国家到底多重视他呢？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从深圳入境，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为了让钱学森熟悉国内科研情况，中国科学院安排朱兆祥陪同他参观了高校、科研机构和工厂，并一路护送到北京。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抵达北京，受到科学院方面的热烈欢迎。

11月1日晚，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庆祝钱学森一家回国。当晚，在京的所有著名科学家全部到场，包括钱伟长、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饶树人、江泽涵、曾昭抡、华罗庚、茅以升等人。

那一晚，钱学森喝了不少酒。竺可桢在当晚日记中写道：“钱已七八年不见，比前苍老甚多，虽只43岁，恐因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所致。据说五年中不露一笑容云。”如今人们提到钱学森，总会对他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中国国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钱学森有太多耀眼的头衔，他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王”和“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提前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然而，对于这些头衔，钱学森却不以为然，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之父”，他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1992年10月19日，钱学森在给他人的信中写道：

“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钱学森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当年毛主席邀请他参加国宴时，他到了现场却发现没有自己的座位，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成果，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无数科学家努力工作取得的。

但是，钱学森刚回国时并没有立即从事导弹的研制工作。根据当时的资料，中国科学院领导准备让钱学森主持和领导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筹建力学所之前，副院长吴有训安排钱学森去东北考察。

正是这次东北之行，改变了钱学森的事业轨迹，也让中国导弹研制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1955年11月24日，钱学森在去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路上时，突然表示希望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院看望两位好朋友。

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院是国防性质的高校，因保密规定，只有省委以上的人员才被允许进入。朱兆祥立即将此事向黑龙江省委汇报，省委也无法做主，便向北京请示，中央很快批准了。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正在北京的哈尔滨军事工程院院长陈赓大将获悉后，也准备邀请钱学森来学校参观。

陈赓则第一时间把自己想法告知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为当年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深知先进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他对世界各国的导弹研制非常感兴趣，欣然批准。第二天一大早，陈赓便乘坐专机回到哈尔滨，亲自安排迎接钱学森。

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来？”钱学森当即回答：“这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造得出来！”多年之后，钱学森这样回忆这次哈尔滨军事工程院之行，他说：

“（陈赓大将）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当时钱学森并不知道，他的肯定回答，极大地鼓舞了中央开始研制导弹的决心。钱学森回京后，立即收到陈赓大将的邀请，让他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高级军事干部连上3天课，授课内容是导弹技术。

讲到激动之处，钱学森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后，大声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如今大家对“火箭军”一定不陌生，这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钱学森的课程内容激起了大家的兴趣，顿时在解放军高层形成了一股“导弹热”，即便在吃饭时大家都会小声议论，这一现象引起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关注。不久，周总理邀请钱学森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导弹概况”的讲座。

就在钱学森授课前不久，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副主任新民跟另外两位教员金家骏、周曼殊，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这份文件意义重大，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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