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4年02月17号 17点 阅读 10960 评论6 点赞22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我父亲姚根元，生于1930年11月14日，上海解放初期，虚岁20的父亲，怀着强烈的翻身感，跟着驻队工作队，积极投入到了土地改革运动，整天早出晚归不着家，忙着农村、农民的事；午饭时分恰巧在那个村庄，就由村干部临时作出安排，到农民家蹭口饭吃，反正是萝卜青菜咸菜汤有啥吃啥，凑合着能吃饱肚子就是，俗称吃“派饭”或叫吃“百家饭”。不久，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了黄渡乡的小乡干部。
转眼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地区出现了颗粒无收的困境，党中央发出发出了全党、全民节衣缩食、减少开支，减轻老百姓负担的号召；组织上找我父亲谈话，要他响应党“下放干部”的号召，从乡干部队伍系列中退到农村一线工作，从一个按月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下放到星明大队出任党支部书记，直接与农田泥巴打交道，靠拿工分吃饭。每天下田劳动耕作辛苦不算，经济上也会一下子减少许多。领导问“要不要回家商量一下”，可父亲当场表态说：“作为党员，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在那艰苦的创业时期，父亲与同时代的所有乡村干部一样，走村窜巷全靠两条腿走路：烈日炎炎的夏天，赤着脚走在泥泞的田埂路上；春秋两季，脚上多半穿的是用稻草编织的“草鞋”；只有到了冬季，才会穿上一双半旧半新的布鞋。偶尔县里举行三级干部会议，父亲也是背着棉被、自带干粮，步行前往。老年后的父亲，脚上还留着当年的印记——厚厚的老茧和一串“鸡眼”，时常需要用刀扦一下，才感到舒服一些；说起这些往事，父亲说：“当年的党员干部，都这样”，言语中充满着一种朴素的自豪感。
父亲在出任星明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十多年间，正是凭票购物的计划经济年代。父亲严格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从未向组织伸手索取过一块砖、一张瓦和一勺水泥的票证，也未截留过一张缝纫机、自行车或三五牌台钟等票证，亲朋好友也从未曾沾有半点光。“作为党员，不能有私心”是父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铁面无私”是乡邻乡亲送给他的雅号。已年过八旬的教育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潘寿炘，当年作为县委工作队蹲点在星明大队，常给我说起我父亲的一些往事：“两只裤脚管撬的高高的，办事公正、有板有眼，一点也不马虎；脏的、累的生活总是冲在最前头......”。言语中，老潘书记对我父亲很是钦佩。
1972年春，社办企业开始在各地兴起，父亲服从组织安排，白手起家、走马上任方泰公社纸品厂厂长。社办企业是粥少僧多，能进纸品厂当个社办工人更是香馍馍，大家的眼球都盯着这有限的几个招工名额。还在纸品厂筹建时，领导递条子的、同事打招呼的、亲朋好友拎着礼物上门的，一时间家里是门庭若市；但父亲还是还是那句老话：“作为党员，不能有私心”，那些递条子、打招呼、送礼的，见父亲态度如此坚决，只能无功而返；当然也有个别人认为父亲太不近人情的，而父亲总是用“公事公办，那有不得罪人的”的一句话来宽慰自己。我家兄弟几人，在那“手握铁搭柄，眼望高烟囱，心想进工厂”的年代，没有一个进入了社队企业当工人的。
1975年秋收之后的一个晚上，组织委员张云江、宣传文员华金生受大队党支部的委托，上门找我作入党前的组织谈话，将由市委组织部监制的《入党志愿书》文本授于我填写。两位支部委员走后，父亲特地搬了只凳子，坐在我旁边，一边看我填写表格中的各栏内容，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作为党员，很重要的一点，不能有私心”。1975年12月26日，成为我政治生命中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晚上，灯火通明的大队部会议室，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我加入党的组织。
有这样一件事，加深了我对父亲“作为党员，不能有私心”的认识。1977年10月初，我时任星明大队总会计，掌控着分发各类票证的工作。那次发放下半年购物票证，按照排队登记顺序，我家也属发放范围，加上比我大五岁的兄长到了结婚娶亲的年龄，我向支部书记提出了欲得一张三门橱票证的想法；支委会讨论时，书记转达了我的意思，大家都表示同意。当我高高兴兴地将购买三门橱的票证带回家时，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责怨我“自己负责票证分发，真不该为自己索取，有以权谋私的嫌疑”。我好说歹说予以解释，父亲还是坚持不退半步，非要我将票证退回去不可。没办法，我只能搬出蹲点在队里的支部委员帮我解释，父亲才勉强同意。“作为党员，不能有私心”，父亲眼里容不得有半点沙子，已滋养为一种习惯。
1978年3月8日，父亲从邻居家借了辆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和一些简单的行李，前往安亭师范学校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现今的宝安公路当初方泰至安亭这一段还是以煤渣石块堆成的机耕路，遇到高低不平的路段时，只能推着自行车前行；一向言语不多的父亲，一路上话特别多，叮咛我最多的还是那句老话“作为党员，不能有私心”；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伴随我走出农村，之后在教育岗位上不断取得了进步。
1994年底，依附着嘉定撤县建区强大气场，老家毛家村成为当年整宅动迁“吃螃蟹”的先行村。对此，父老乡亲们的热情并不高，有诸多的患得患失；加上置换宅基地、缩减自留用地、迁移祖坟、动迁补偿费等事宜，农民的心里价位与乡里的制定的标准相差较大，一时间动迁工作进入了死胡同。乡里负责动迁工作的副乡长找到我父亲，希望我父亲出面一起做做工作，父亲二话没说，陪着副乡长挨家挨户上门倾听意见、了解情况、解读有关动迁政策和操作流程；动迁工作恳谈会上，父亲向乡亲们耐心解释政府的动迁方案，率先表态全力支持整宅动迁，带头签订了动迁协议；同时也希望政府关注大家的诉求，合情合理地处理好各类热点问题，不让老百姓吃亏、更不能使老实人吃亏。原本是一潭死水的动迁工作，终于变成了一泓活水。
“作为党员，不能有私心”的父亲另外一大优点是“尊老爱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前是我家最艰难的时期，一个九口之家的大家庭，只靠父母两人强劳动力攒工分维持家庭开支，即使省吃俭用，夏天队里分瓜果，连三分一斤的黄金瓜也不敢要，到年终我家还是个透支大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和母亲一起咬紧牙关、含辛茹苦，上赡养三位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特别是当我祖父、祖母相继因病过世后，父母仍一如既往地赡养、照顾着我爷爷的大姐，直至将其送终。下抚育我们兄弟四人，一个家庭四只书包，没有一个因此辍学的；因为家里生活艰苦，有人曾建议将我四弟过继给乡邻家收养，“家里再穷、生活再艰难，全家人一起过是最开心的事”，父亲的回答是那么的坚决。偶后家里烧一点荤菜，父母总是留给我们吃，他们吃的剩粥冷饭、残羹冷炙；这尊老爱幼的家风，在乡邻乡亲中成为美谈。
2006年9月，我从教育局科室管理岗位调任学联实业有限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一职；此时父亲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比先前严重多了，住院治疗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次数明显增多。病床中的父亲，嘱咐我最多的话语是经济工作更要守住底线，不触碰高压线；叮咛我最多的是作为党员，不能有私心，一定要精业敬业做事、勤政廉洁做人......
康复出院后的父亲，仍坚持在社区村居发挥着余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清理违章做实工作，绿化家园自己动手，房屋租赁抵制群租，邻里纠纷上门调解，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成了村居干部联系群众的贴心人。
进入2007年，父亲的病情越加严重，生命弥留之际的父亲，最惦记是我母亲的健康，最关注的是孙辈和玄孙们的工作及学业进步。2007年2月27日正月初十上午十点，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78岁。
父亲用五十七年党龄生涯、七十八年生命足迹，走好、走实了人生的每一步，践行“我是党员，不能有私心”的朴素诺言，期间所凝结的克勤职守、廉洁奉公、尊老爱幼等精神和物化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
正月初十，是我父亲的忌日；我以《践行“我是党员，不能有私心”的朴素诺言》为题，祭奠、敬仰我的父亲！
等22人点赞
请选择你想添加的收藏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