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3年02月06号 08点 阅读 11216 评论22 点赞29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攀枝花往事
吴洪生
在长江上中下游待过四个城市,第一是武汉(参见文末“点赞”下面的“上一篇一、武汉往事”,感兴趣可点击),第二是攀枝花(原来叫渡口市,后来以攀枝花命名)。
攀枝花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城,横卧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江水从雪山走来,奔腾汹涌,冰凉刺骨,一泻千里。我在江中游泳时感觉特别凉,特别爽。
1968年年末,母亲因工作调动,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武汉,来到攀枝花。父亲1965年就参加三线建设去了攀枝花,但文革中父亲此时正在受迫害。
1969年7月,我按照上面要求,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迫向组织上递交了保证和父亲划清界线的“保证书”以后,终于参加了工作。16岁的我,第一份工作是修建攀枝花钢铁厂的厂区铁路。穿着略显肥大的工作服,觉得自己已经自立了,从小孩变成了大人。
攀枝花钢铁厂是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的地方,建设抓得很紧。下图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批示。
我所在的铁路工段,以湖北的老工人和四川的新工人为主,几乎个个虎背熊腰,身强力壮。重1,500斤长12.5米的厂区专用钢轨,8个人一抬就走;100多斤的沥青枕木,一个人扛两根。因为我年龄小,工友们照顾我,让我搬运连接两根钢轨用的夹板和连接钢轨和枕木用的垫板。工友们抡着大锤打道钉固定钢轨时,让我用撬棍固定枕木。人都有自尊心,不能老是接受照顾,一段时间后,我终于也学会了抬钢轨、扛枕木、打道钉。
文革中什么事都会发生,一位外号“估计参谋”的工友平时还好,有一天突然一声“狗崽子”(我父亲那时还在受迫害),然后猛击我后背一拳,铁路工人手劲大,痛得我撕心裂肺,旁边一位工友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毕竟绝大多数工友都理解我父亲,也知道不能牵连我。
攀枝花周围当时是穷乡僻壤,文革期间生活物资短缺,各地供应都很困难。我们一个月凭票供应四两肉、四两油,蔬菜品种很少,身在金沙江边鱼却根本买不到,鸡蛋比武汉大约贵五倍。
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调我去开推土机。
我一坐上推土机的驾驶台就很自豪,我惊叹上百台三菱推土机、小松铲运机(都是国家花宝贵的外汇从日本进口的)一起怒吼时,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那种把障碍一扫而光、把困难踩在脚下的气概。我们施工的地方叫弄弄坪。1965年,攀枝花钢铁厂开始建设,厂址选在一个山包,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里没有平地,建设难度很大。周总理诙谐地说:“地不平,弄弄就平了嘛!”于是,就有了这个形象的地名弄弄坪。
攀钢是在原先仅有七户人家的荒山峡谷中,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大型钢铁钒钛基地,弄弄坪主厂区面积仅有2.5平方公里。建设者们因地制宜,在高差80多米的山坡上,采用立体设计的办法,把可利用的山坡分成4级大台阶、23级小台阶的竖向布置、梯级布局,巧妙地安排了主体工程。下图是建成后的攀枝花钢铁厂。
我不光学会了开推土机,也学会了开履带式的铲运机。
但人不能嘚瑟,有一次我只顾兴高采烈地开铲运机却忘了加油,铲运机在山坡上趴窝了。换班的师傅一上来,先把我一顿训斥,然后挂上空挡、松掉手刹、三下两下、辗转挪移,风驰电掣般地操纵已经熄火的铲运机,一路冲到山坡下的加油车旁边。坐在驾驶座旁边工具箱(当时的学徒专座)上的我目瞪口呆,甚至感觉有点惊心动魄。
由于经常为那些勤奋工作的工友写先进材料并获得好评,我开始在单位有了一点名气。1973年7月初,单位那位很有魄力的宣传科长(陈春珊,部队转业干部)力排众议,把我这个只上过初中一年级的工人和两位大学毕业的干部一起,送到总公司党校,系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当时中央号召全党读马恩列的六本书,我们重点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党校脱产学习了整整6个月后,1973年底,我被调到我们这个三千多人子公司的党委办公室,担任调研秘书。我的工作主要是撰写公司半年和全年的工作总结,上级单位要的各种经验交流材料,起草和修改文件。相对好写的,是每月2—3期综述公司各工程队施工情况的简报;相对难写的,是领导的讲话稿。我们这个单位有七八个公司一级的领导,每个领导的讲话风格都不一样。那时领导每讲一次话,都要一个讲话稿。而且在文革时期,领导生怕犯错误,都不愿动笔。当然,也有的领导懒于动笔,有的领导文化低也动不了笔。
因为那时中央特别强调读马列的六本书,党委宣传部门就经常组织一些辅导。有一次公司党委书记临时有事,就把他原先准备开设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辅导讲座交给我,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就接了下来。接下来才知道,《哥达纲领批判》可真不好讲。
讲什么呢?想来想去,终于想了一个思路:要真正读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首先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德国历史。我决定我这一课不讲别的,专讲《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背景。德国和中国相比,国情不一样,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不了解德国的历史,不了解西欧国家的历史,就很难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部著作。
讲课前,我认真进行准备,丝毫不敢大意,不仅反复阅读原著,而且广泛阅读了当时我能够看到的所有历史资料,精心撰写了讲稿。可临讲那一天,看到讲台下面一大片公司的各级干部,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急忙喝了一口水,这才镇静下来。我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结束时全场掌声一片。平生第一次讲课就获得成功,我硬是高兴了好几天(如果失败了,我以后也许就不会从事教师职业了)
当调研秘书也有好处。上面为了让我写文章时不受干扰,给我分配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工作完毕就可以认真读书。我读的最多的是外国历史书籍,如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和各国史等。我还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当时中央提倡读马列的六本书,一些外国历史书籍也逐步开禁,让我有了阅读的机会。
文学、史学、哲学书籍我是轮番涉猎,最后在史学上找到了归宿。英国作家培根的那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读史使人明智”。我对历史的兴趣和爱好,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和爱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那时还是公司机关团支部委员,团组织的活动记忆犹新,历历不忘。
1977年2月20日(大年初三)上午,我们公司机关团支部全体团员,从攀枝花出发,一路歌声一路笑语,豪情满怀地赶往会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辖县,现在是县级市)。第二天瞻仰会理烈士陵园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我当时写了两首诗(40多年前就这水平。次年考上大学后,就开始写论文,不再写诗了):
会理行
遥思大军渡金沙
热血铸就英雄花
会理一行豪情涌
风驰电掣伴彩霞
注1: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
注2:英雄花就是从攀枝花到会理常见的木棉花,别名攀枝花,色彩就像英雄流淌的鲜血(见本文开始插图)。
瞻仰烈士陵园遇雪
烈士浩气贯长虹
换得陵园春色浓
正叹忠魂洁如雪
雪花纷纷舞满空
这是机关团支部部分成员:
1977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们机关团支部政工团小组一行九人,由书记黎萍、组长黄三喜带队,背着铁锅、木材和装着各种食材、佐料和餐具的背篓(这背篓是攀枝花特色,那时也没有双肩大行李包)就出发了。虽然攀枝花一早就热,但老天爷似乎很想照顾我们,让炎热的太阳一直收敛着。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位于公司驻地西北郊的“工农水库”。
这个水库的面积有1,400多平方米,混凝土的大坝上,排列着由齿轮和稻穗组成的象征工农联盟的雕花栏杆。两头各有一亭,一听名“钢花苑”,一亭名“稻香阁”,亭内有石桌石凳。在我们心中,它就是一处名胜。
我们到后围成一圈,分别唱一首歌,或者朗诵一首诗。那么谁先谁后呢?出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我们采用了“丢手绢”的办法。下图从左到右:黄三喜、邵新和、孟凌、许小波、黎萍、仲伟红、吴洪生、胡晓萍,曾令友在拍照。
大约十点半,我们结束了游戏,开始捡石搭灶,洗米择菜,最可笑的还是烧菜那阵,大家简直是叽叽喳喳地嚷嚷个没完没了。这个说应该放葱,那个说应该放姜,有的说放早了,有的说放晚了,真是七嘴八舌,然后是七手八脚,最后是七碗八碟,共有十二菜一汤。这时候攀枝花的供应有所好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菜,有的人准备了两个。
吃完饭后,大家轮流讲故事。正好,太阳在这时开始云缝里钻出来,我们就跳下水库游泳。
中午的饭菜太丰盛了,居然剩了一半,我们在下午便又吃了一餐。吃饭时攀枝花的天气又变了,开始下雨,我们在雨中的亭子里大快朵颐,真是别有风味。
雨停后,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公司,晚上坐在公司的院坝里,兴致勃勃地看了一场电影。
这是我当时的小记(没有这个小记,细节现在肯定记不清了):
1977年5月,作为校外辅导员,在攀枝花公园,我给孩子们讲故事。
1977年7月16日,攀枝花市(渡口市)在大田水库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1周年活动,我有幸游在最前面。
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后,实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不受已有学历限制,取消了文化考试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资格,实行推荐制。
1975年,我们单位一开始分到两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其中有一个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内燃机专业,我便报了名。好不容易通过了推荐关、考查关、选拔关,谁知我平时血压不高,体检时一个总公司医院的医生却说我血压偏高(我后来自己考上大学,体检时血压也很正常)。反正最后的结果,按这个名额入学的是我们上级单位总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说实话,那段时间我很消沉。天无绝人之路,两年后,好消息传来了!
1977年10月,邓小平同志石破天惊地决定恢复高考。对我来说,人生正是从高考开始,真正变得精彩而有意义。不能不承认:是幸运,是机遇。国家在某一个清晨苏醒,而我们,有幸迎来了早晨那第一缕灿烂的阳光。1978年,我考上了一所大学的历史专业(参见本人“个人主页—讲述”中的“三、高考往事”一文)。虽然这时我离开了攀枝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但攀枝花的往事总是不能忘怀。
1980年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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