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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一、武汉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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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年02月03号 08点 阅读 11257 评论20 点赞22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部分内容分别发表于2020327、202391日《中国宝武报》

 

武汉往事

   

吴洪生

 

 

   长江边待过的城市,第一是武汉,第二是攀枝花,第三是重庆,第四是上海。武汉是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城市。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父亲那时在军队工作,我出生在武汉军区洪山陆军总医院,所以母亲干脆给我起名叫洪生。出生医院的名字也有变化,后来叫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现在叫中部战区总医院。

   长大后,读书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每天早晨,我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肩挎书包的姐姐欢快地上学去;每天下午,我都缠着刚下班的母亲,要认报纸上的字;每天晚上,父亲都教我心算,从几十几百加到几千。姐姐的课本,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六岁时,父亲带我到小学去报名,可负责报名的老师怎么都不同意入学,理由是我还不到当时七周岁的入学年龄。父亲带着我找到了一位姓鄢的女校长,很有魄力的她召集语文和数学老师当众测试我。最后的结论是:我实际上已经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这才破例让我进了小学。

   那时的我有点粗心,小学二年级的第一次语文测验,我居然忘了带铅笔,用一支半截蜡笔在纸上胡乱涂画。班主任赵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在严厉批评的同时狠狠拧了我的耳朵。不过二年级结束,她提议我当三好学生,而且让我提前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因为我后来再也不会忘带铅笔了。

   到了小学五年级,一位名叫李义洲的语文老师把我吸引住了。每堂课仅用一半时间,就把课文精辟地讲完了。余下的时间,就给我们讲故事,从罗蒙诺索夫、爱迪生到李白、杜甫,他无所不晓。我真惊讶,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有本事的人,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从此,我除了学习正课,大量地阅读课外书籍,父亲那时候经常给我买书,印象最深的是《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我甚至似懂非懂地看起了《三国演义》。

 

 

    李义洲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除了知识渊博,游泳技巧也很棒,在同学中威信极高。不光李老师喜欢游泳,我们也喜欢游泳。有一次我们一帮同学跑到长江里游泳,其中有个同学带了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不知是《布克的奇遇》,还是《船长的奇遇》,还是《布克船长的奇遇》,我特别喜欢看。为了看这本书,我也上了贼船。不知谁告密,被他全部抓回来。这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被关在教室里训话,还说要给我们处分,我们都吓死了。结果到毕业也不知道这个处分在哪里。

   小学六年级时老师跟我的同桌谈话,叫她当少先队大队长,正诧异间,老师又走到我面前,叫我当大队学习委员,一桌坐了两个“三道杠”也不多见。全校少先队员举行庆典时,大队旗手举旗,我和劳动委员护旗,神气地走在鼓号队前面。谁知同是小学生的弟弟回来告诉我,当时我的脸上有一大团墨迹,难怪我一路走,小朋友一路笑。汗······

   1965年春节,因为我连续三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我父亲奖励我10块钱(当年可是一笔巨款),并照相留念。小屁孩挺得意,这张照片就保留下来了。

 

 

   19659月,我上了初中。从小学生变成中学生。    

   班主任是李淑征老师,教我们语文课程。那时的李老师四十岁左右,留着一头齐耳短发,言谈举止斯文严谨,带有中年女性那种稳重的气质。李老师讲课时音调不是很高,语速也不是很快,总是细声细语。李老师极少向我们发脾气,高兴时面带笑容,不高兴时也只是说话的语气稍重一点,或者脸色阴沉一点。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李老师似乎特别喜欢我和语文课代表杜秀英同学的作文,每次作文讲评,她都要读我们的作文。

   教地理课程的是管典芬老师三十岁左右,一张大方脸,脸上棱角分明,讲课时语气较重。当有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时,他会用粉笔头扔向那个座位方向提醒。我那时上课有个坏毛病,就是偷看小说,看入迷后还丧失警惕性,经常被老师没收。别的老师还发发慈悲,过一段时间就还给我,可到管典芬老师那里就石沉大海,有去无回。现在回想起来,管老师的严格要求也是为我好。

   教生物课程的是伍美媛老师。那时的伍老师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子长发齐肩。生物教室空间比较大,课桌也比普通教室里的要大一些,课桌上安放着一台显微镜,用做实验观察。有一次上生物课之前,因为教学内容是在生物教室解剖青蛙,伍老师给我们男生配备捕捉工具后,我们就浩浩荡荡出发了。战果辉煌超出预计,伍老师叫我们抓两只青蛙供实验就行了,结果我们抓了十几只。当然,最后摆在教室桌子上的,还是两只可怜的青蛙,大部分青蛙已经用火烤的半生不熟,进到我们的肚子里去了。那时的我们真是不懂事。有一次我们抓了一条水蛇放在装青蛙的铁盒子里,伍老师打开盒子后不惊奇也不害怕,平静的说以后不要抓蛇。

   教我们音乐的姚敬妆老师年轻漂亮,一口普通话说得很悦耳。姚老师很温柔,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她也很天真,有着和我们一样活泼的心。音乐教室的左边,有一架黑色的钢琴,姚老师教了我们好多首歌。50多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一首歌的歌词和旋律。也许是歌词太动人,旋律太优美,到现在还感到非常亲切。这首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因为姚老师指定我在班里合唱时担任男声领唱,所以对我要求很严,一定要吐字清楚,更不许跑调。姚老师严要求的后果,是我参加工作后,每逢单位组织人员上台合唱表演,很多时候也会叫我担任男声领唱。 

   中学生有一个美丽的梦,就是做一个天文学家。梦源于夏夜,我望着那不断眨眼的星星和神秘的夜空,那奇妙的猎户、仙女、大熊、小熊星座,梦想自己将来做个天文学家,探索宇宙之谜。

 

 

   可惜这个梦破灭了,因为我只上了初一,连初二都没有上。其实当时,和我同年级的孩子都没有上初二,原因自然是“文革”。   

   1966年,当“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来临时,我进中学才一年,只有13岁。不久,“革命大串联”开始了。班上的老大哥覃进同学老家在广西,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一致决定到桂林去。临行前,两个带队老师改变主意去上海,但我们的决心不变。

   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以前最远坐过从武汉到宜昌的江船),一路上我总是问曾经坐过从武汉到长沙火车的陈三生同学,出了武汉没有,他总是淡定地说“没有”。那时候我才知道武汉之大。

 

   

   我们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接待部门给我们指定的住处是桂林民族师范学校(现在合并为桂林理工大学),学校坐落在桂林市东郊著名的风景点——七星山下。在教室里,我们用课桌搭好了简易床铺。不料一群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也住了进来。桌子不够,只好按实力分配,初中生毕竟打不过大学生,我们就被赶到了地上。

   气人归气人,可桂林的山水实在太美了!独秀峰、象鼻山,象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过了几天,在一个同学的提议下,我们去了贵阳,后来我们又去了重庆。

   张立军同学回忆说:在贵阳车站上车时,就是找不到我,大家都急坏了。好不容易找到我时,我在车站打开包裹睡觉了,他一生都记得清清楚楚忘不掉。

   在贵阳,我们住在贵阳师范学院;在重庆,我们住在重庆大学。没想到文革后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我考上的就是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现在叫西南大学。我们受小说《红岩》的影响太深,在重庆,我们一住下就直奔渣滓洞、白公馆。

 

   

   在回白云黄鹤故乡的火车上,我结识了几个重庆25中的学生,他们要到北京去,也鼓动我去。于是我就决定,一个人和他们一起走。没想到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时,我也是离开武汉的同学,一个人去的攀枝花。不知冥冥中是否有天意。

   一到北京火车站,我顿时就充满了庄严和神圣的感觉。一路上住的学校越来越有名:在桂林,我们住在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在贵阳,我们住在贵阳师范学院;在重庆,我们住在重庆大学;在北京,我们住在中国科技大学。   

   当晚,传达了“毛主席明天接见红卫兵”的喜讯。由部队派来的军人,将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集合起来,宣布纪律,还排练了编队和齐步走。

   1966113日凌晨三点,集合哨声中,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壮举开启了,据统计,那天共有两百万人接受检阅。

   一位解放军战士因为我个子矮,把我抱起来。

 

 

   北京到武汉的火车深夜才到。我走出武昌火车站后到处寻找公交车,可一辆也没看到。正绝望时,一位住在附近的好心人把我留在他家住了一晚(这是我一生中的贵人之一)。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听他说,他的妹妹也在“串联”途中。

   大串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班有十几个同学去林副统帅的故乡黄冈林家大湾。从武汉青山八大家车站坐绿皮火车到黄冈后,当时还要在公路上走几十里才能到林家大湾,我那时从来也没有走过这么多路。

   叶功惠同学的外号是“猫”,他身手敏捷,极为了得,路上只要有货车经过,他(也可能是王胜利同学,记不清了)就纵身一跃,翻身而上,顺势搭一段路程,把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因为我们只能在路上苦苦行走。

   反正我们走得精疲力尽,最后好不容易才到了林家大湾。接待方给我们每人端出一碗肉并不多的肉汤,我们都觉得那就是山珍海味。

 

 

   文革中学校停课,让我们止步初中一年级,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人生的一场巨大磨难。如果只具备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很多人都要遭受社会的毒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恢复高考,我在12年后重新跨入了学校)。

   学校停课在家无事,我迷上了文学书籍,大概这是一般人最喜欢接受最容易接受的书籍吧。姐姐经常从她的同学那里悄悄借来很多外国小说,关在屋里偷偷地看。我也跟着沾光,从早晨看到晚上。当我贪婪地读着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莫迫桑、高尔基的作品时,仿佛觉得这些大师就在我面前坐着,一字一句地给我讲故事,讲道理。最让我激动的,是看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主人公为了奴隶的自由解放不屈不挠、奋斗终身的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我,有时热血沸腾,有时热泪盈眶,有时禁不住大声朗诵。现在回想起来,在文革时期我能看到这些文学巨匠的杰作,是多么的幸运。

 

 

   1969年,我们举家搬迁到了攀枝花(参见文末“点赞”下面的“下一篇二、攀枝花往事”,感兴趣可点击),从此离开了承载着我儿时梦想的武汉。

 

                                1980年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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