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十是我父亲的忌日，我用文字选取他的生前若干生活片段，以此纪念。

我父亲姚根元，生于1930年11月14日；2007年2月27日上午十点，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78岁。

父亲在出任星明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十多年间，正是凭票购物的计划经济年代。父亲严格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从未向组织伸手索取过一块砖、一张瓦和一勺水泥的票证，也未截留过一张缝纫机、自行车或三五牌台钟等票证，亲朋好友也从未曾沾有半点光。“铁面无私”是乡邻乡亲送给他的雅号。已年过八旬的教育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潘寿炘，当年作为县委工作队蹲点在星明大队，常给我说起我父亲的一些往事：“两只裤脚管撬的高高的，办事公正、有板有眼，一点也不马虎；脏的、累的生活总是冲在最前头......”。

1972年春，社办企业开始在各地兴起，父亲服从组织安排，白手起家、走马上任方泰公社纸品厂厂长。社办企业是粥少僧多，能进纸品厂当个社办工人更是香馍馍，大家的眼球都盯着这有限的几个招工名额。还在纸品厂筹建时，领导递条子的、同事打招呼的、亲朋好友拎着礼物上门的，一时间家里是门庭若市；但父亲对送礼上门的好言相劝、一概拒收退还，递条子、打招呼的也一视同仁，严格按照招工条件，公开、公平、公正处理。虽然也有个别人认为父亲太不近人情的，可父亲总是用“公事公办，那有不得罪人的”的一句话来宽慰自己。我家兄弟几人，在那“手握铁搭柄，眼望高烟囱，心想进工厂”的年代，没有一个进入了社队企业当工人的。

1975年秋收之后的一个晚上，组织委员张云江、宣传文员华金生受大队党支部的委托，上门找我作入党前的组织谈话，将由市委组织部监制的《入党志愿书》文本授于我填写。两位支部委员走后，父亲特地搬了只凳子，坐在我旁边，一边看我填写表格中的各栏内容，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成为一名党员，很重要的一条，不能有半点私心”。

有这样一件事，加深了我对“成为一名党员，很重要的一条，不能有半点私心”的认识。1977年10月初，我时任星明大队总会计，掌控着分发各类票证的职责。那次发放下半年购物票证，按照排队登记顺序，我家也属发放范围，加上比我大五岁的兄长到了结婚娶亲的年龄，我向支部书记提出了欲得一张三门橱票证的想法；支委会讨论时，书记转达了我的意思，大家都表示同意。当我高高兴兴地将购买三门橱的票证带回家时，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责怨我“自己负责票证分发，真不该为自己索取，有以权谋私的嫌疑”。我好说歹说予以解释，父亲还是坚持不退半步，非要我将票证退回去不可。没办法，我只能搬出蹲点在队里的支部委员帮我解释，父亲才勉强同意。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进行重大改革》的通知，传来了当年12月份要恢复中断了十年的全国高考的消息，我决定报名参加高考。面对周围人的不理解、不看好，父亲的坚定支持，给我增添了信心、勇气和力量。

1978年3月6日，我作为安亭师范学校学生团委的组织委员，接通知提前2天到学校报到。那天冒着蒙蒙的春雨，父亲从邻居家借了辆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和一些简单的行李，前往安亭师范学校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现今的宝安公路当初方泰至安亭这一段还是以煤渣石块堆成的机耕路，加上雨水，遇到高低不平的路段时，只能推着自行车前行；一向言语不多的父亲，一路上话特别多，叮咛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重返课堂的学习机会，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2006年9月，我从教育局科室管理岗位调任学联实业有限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一职。刚从医院出院的父亲，在母亲的陪同下，特地从乡下赶到嘉定城区的我家，嘱咐我经济工作更要守住底线，千万不能触碰高压线，精业敬业做事、勤政廉洁做人是我们姚家人应有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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