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最有传奇色彩的政协专员

谷 梁

政协专员是党对民主革命时期有过特殊经历，对革命事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少数党外人士的一种政治安排，同时，每月享受政府发放的固定生活津贴。浦东地区共有7位政协专员。每一位政协专员身上，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而蒋贻俭先生是浦东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政协专员。

抗战中合股开商号帮助搜集情报

蒋贻俭，原名蒋福根，浦东江镇（今属浦东新区祝桥镇）人，生于1916年7月30日，父亲蒋贵明在川沙城区经商，经营的蒋家桃园在当地颇有名气。蒋父家境殷实，乐于施舍助贫。还在家设私塾，延师教育子女与邻家子弟。

川沙古城墙

蒋贻俭从小入蒋家私塾，受了几年旧式教育。17岁即随父经商，管理蒋恒兴号杂货店，由于买卖公道，诚信交易，在当地较有声望。1937年淞沪会战后，家乡沦陷，蒋恒兴杂货店破产。蒋与父逃难到上海，投奔亲友暂避。在上海蒋向亲友借支，和表兄顾士元合作开设同德米店，维持一家生活。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妹夫张纪元，因形势所需，又与蒋贻俭、顾士元三人合伙在川沙县城东门街开设恒鑫号杂货店，作为地下党在川沙地区的联络站，并配合地下党搜集情报。他们三人合作默契，又都是正派商人，并有一颗爱国之心，不去发国难财，在搜集情报的同时用他们的勤奋和智慧，发展自己的营业。蒋等三人除了开展上海业务外，还到天津等地做南北货交易的生意，扩大情报的收集范围。

掩护赵朴初渡过危难

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赵朴初，民主革命时期在浦东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有着鲜为人知的轶事。抗战时期，赵朴初为了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八办（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委托陪同地下党员梅达君，专程赴浦东高行（今浦东新区高行镇），斡旋国民党系统的“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张阿六（又名张惠芳）。赵朴初与梅达君经高行到张阿六部后，不仅察看了部队，而且还在那里住了3夜，与张阿六谈抗战形势，晓以大义，劝其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经过劝说，张阿六不仅改善了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关系，而且后来还把其控制的海边五号沟码头提供给新四军“51号兵站”使用。1944年11月，张阿六部成功地炸掉了日军大场机场，1945年4月又营救了美军飞行员斯诺克姆，因而得到江苏省政府传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当上了川沙县县长。

抗战胜利后，赵朴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内战运动。他利用担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的有利条件，组织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请愿活动，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他一度到居住在川沙县城的朋友蒋贻俭那里避难。当时蒋贻俭与妹夫张纪元（地下党员）在川沙县城东门街开设恒鑫号杂货店，与上海、天津等地也有业务往来。在川沙，蒋贻俭想方设法掩护赵朴老渡危难，相互间也成了患难之交。

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赵朴初

在台湾生活的38年

1945年，蒋贻俭的妹夫张纪元的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局经济机构“东方联合营业公司”成立不久，拟在台湾设立分公司，要找可靠的合作人选。当时张纪元推荐顾士元和蒋贻俭二人。理由是他俩有爱国心、正义感，又是诚实正派、讲信誉的商人。1945年底，东方公司接受张纪元的推荐，委派顾士元、蒋贻俭去台湾开分公司做生意。

1946年春，顾士元、蒋贻俭二人去台湾台北市设字号，经营上海、台湾之间的来往贸易。1947年顾士元、蒋贻俭同东方公司合作，在台北市正式设立“东方联合营业公司台湾分公司”，由顾士元任经理，蒋贻俭任副经理，负责东方公司沪台贸易。

1949年大陆解放。但一道人为藩篱，使海峡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交通中断，亲人离散。但东方公司台湾分公司仍在坚持经营，直到1952年10月，接总公司通知而停业。东方公司要顾、蒋结束业务，脱售店基后撤离台湾。当时，台湾方面限制和大陆来往，要撤离必须经香港居住2年，而且要有铺保。他俩为了防备当局疑惑而阻拦，只能逐个撤离。二人商议谁先行时，蒋贻俭提议让顾士元先走。顾经同行铺保，去香港居住了2年，于1956年返回北京。过后，在东方公司已工作6年多的蒋贻俭申请离台时，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变得更加严厉，蒋未能获准离台。因而蒋贻俭一直无法脱身，就在台湾呆了38年。

蒋贻俭先生为了尽早返回大陆，尝试过多种办法，但都失败。直到1985年，他以出国旅游观光的名义，经日本转香港，在中国旅行社的协助下，蒋贻俭终于在1985年8月6日回到故乡浦东川沙。

蒋贻俭在海峡彼岸遥望家乡浦东

回家乡之后

蒋贻俭回沪到家的第二天，中共川沙县委统战部派员看望蒋贻俭先生。8月9日，统战部主要领导专程探望问候。蒋老对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到宽慰和高兴，表示自己虽年近70，但身体尚好，极愿为人民服务，做点工作。蒋老在县、市统战部的关心下，被任为受人尊敬的政协专员。根据蒋老定居川沙的要求，组织上在川沙县城为蒋安排了住房。

蒋先生返回上海的同时，很快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以及好友顾士元取得了联系。当赵朴老听说蒋先生的一个儿子蒋义孚在天津工作，住房遇到一定困难时，马上写信给天津市委统战部。信的摘要如下：

天津市委统战部：

我的一位老友蒋贻俭（原名蒋福根）原受上海地下党的经济机构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的委派于1947年在台湾筹建东方联合营业公司台湾分公司。全国解放后台湾分公司停业，资金设法全部抽回。但因台湾控制人员进出很紧，同去的一位同志已于1956年回来，现在北京工作，因而蒋贻俭抽身更困难，几经周折直到今年8月才从台湾回到上海。……

蒋贻俭过去滞留台湾的时候，他的子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现在幸已陆续落实政策，特向你部反映，请与蒋义孚的工作单位天津机械工业公司联系，希望能予以照顾。

此致

敬礼

赵朴初

1985．11．21

不久，蒋义孚的住房得以解决。这对一位爱国老人来讲，既是一种安慰，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

赵朴初写给天津市委统战部的信件

不能忘记一位可敬可佩的女性

在怀念蒋老先生的时候，理应提及蒋老的发妻徐玉凤这位可敬可佩的女性。1945年底，蒋先生由于工作保密需要，只告诉徐玉凤自己外出工作一段时间。但蒋贻俭从此一去杳无音讯。而她带着4个儿女等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两年……蒋先生还不回来。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她既害怕又担心，便四处打听，方才得知蒋先生去了台湾，但谁也没有办法与他取得联系。为了4个儿女，为了养家糊口，她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生活十分拮据。有几位好心人看到她的情况十分同情，一边送物送钱资助她，一边劝她重新找个对象。但她想，在丈夫生死不明时，不能轻易走这一步，她坚信自己的爱人还活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慢慢地失望了，眼泪流干了，只能把痛苦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心底。但让徐玉凤最为伤心的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她含辛茹苦养育的4个儿女因父亲去台的缘故，不能入党、提干、参军，从而影响了儿女们的就业和工作。

然而，就在徐玉凤老人自觉无望时，蒋贻俭先生突然从台湾回来了。此时的蒋先生已年近70，望着分离了40年的老伴疲惫的身形，二老相对而泣，成行成行的热泪滚滚而下。整整4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二老尝尽了人世间孤独愁苦的滋味。笔者1996年去蒋老先生家中拜访时，对他们的艰辛、忠诚也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后来，徐玉凤老人知道蒋先生已身患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只能靠药物来延缓生命。她克服了自己的病痛不适，毫无怨言地挑起照顾蒋老的重担，一晃13年，蒋老在爱妻的关心呵护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慰、平和的时光。1998年4月3日，蒋老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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