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带孩子去北京旅游

  这辈子我献过三次血，所以每当讲到“献血”两字总是感慨万千，思潮起伏。前不久听说上海A型血特别稀缺，我跟着纠结起来，恨不得时光倒退三十多年，那我不是可以参加献血了吗?

  我第一次献血是刚到新疆不到半年的1964年2月，那时农场的每个连队都有个“武装班”，一天一个小战士擦枪走火，子弹打中了一个姓王的战士的大腿，一时鲜血直流无法止住，大家惊慌得手足无措，几个女同事吓得哭了起来。连长赶紧安排马车送他到农场卫生队，医生说，需马上输血。但农场没有血库，谁来输血?

  我想，我是那个排的团支部书记，我有责任救他，我赶到卫生队，一验血正巧我与他都是A型血，但医生征求我意见说:“现在没有其他人输血，需要从你身上抽取400CC血，你能行吗?”我爽快地点了点头，但当护士把粗粗的针头戳进我的手臂时，我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只见一股浓浓的殷红的鲜血，被抽到一个粗粗的的针筒里，然后通过一根管子流到小王的体内。

  输到一半，我有些头晕似乎支撑不住了，但想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赶紧定了定神，咬紧牙关，总算坚持到最后，随着鮮血不断流到小王体内，他的脸色慢慢由煞白转为红润，见此情景，我自豪地笑了。输完血，卫生队给我发了20元营养费，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那个小伙子身体比我虚弱得多，我转手把钱给了小王女朋友，请她为小王烧几个荤菜，补补身子。

  几天后，小王特地找到我，一定要认我做姐姐，说现在你的血流在我的体内，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五年后，他第一次回上海特地赶到我的老家奉贤看望了我的父母。大返城后我也赶到松江看望了他的全家。现在我们都步入老年，还保持着联系，我知道是这400CC血凝集了我们的情谊。

  转眼到了1973年，那晚，农场李政委突然急匆匆赶来问：你们谁是A型血，有一个老年病人需要输血抢救……李政委走后，我们议论开了，原来那个病人以前是九大队的大队长，但文革中已被揪出来了，还在全场大会上批斗过呢！这样的病人我们该不该给他输血？我有些犹像，我的同事也各抒己见，我的脑海里好像有两个人在争论，一个说“输”，另一个说“不输”。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卫生队队长打来的，他说现在附近单位都找不到输血的人，问我们A型血的人究竟去还是不去?

  时钟已经到了深夜12点，路上一片漆黑，我想了又想，还是跌跌撞撞赶到卫生队，原来那位老年患者是胃出血，需要备足血后马上手术抢救！后来这位病人因及时手术而康复出院了，我感到高兴，但又有些纠结，到底该不该救他，我不知道。直至文革后期他被平反了，我这颗悬了几年的心才放下。

  我第三次献血是在1990年3月，那时已调回上海在奉贤五四农场幼儿园任支部书记。献血，我们单位分到两个名额，但那时人们的观念还没有更新，不敢获血，我心里十分焦急，心想，唯一的办去就是我以身作则带头献血。虽然那年我已50周岁，已达到国家规定的女性献血年龄，但自感身体还可以。我又动员了另一名叫陈秀珍的分园园长，她那年41岁，预备党员，她愉快地同意去献血。

  尽管我献过两次血，但我年纪大了，不知献血后会发生什么？会晕血吗？那夜我没有睡好，第二天上午是爱人陪我去衣场医院的，那里人已很多，除了献血的，还有各单位的领导，他们都拿着牛奶、面包等营养品，我们输完血，立即吃这个吃那个。下午，幼儿园的园长和工会主席拿着一大包慰问品和慰问金到我家来，还给了我十天假期，让我在家好好休息养身。这次献血，各方面条件与前两次不能比了。

  我这个老教师带头献了血，青年教师也不害怕了，以后每年的献血指标我们都顺利完成。

  也许是我做了榜样，我的两个儿子都献过血。说来也巧，我们母子三人都是A型血，以后如果我手术需要输血，他们一定会义不容辞地为我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