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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_文化_腾讯网
原创启史2021-01-14 19:01:42
自1949年建国以来，经过70年的建设，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建国初期的经济水平、生活质量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居安思危，忆苦思甜，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美好时代，也不能忘记曾经的艰苦时刻。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曾有过长达三年的经济危机，有人曾将原因归咎于当时对于苏联的外债，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启史》为您揭开谜题。
"一穷二白"的开战
在建国初期，有一场战争堪称是我国的立国之战，让世界人们看到我们不是好惹的，那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初始只是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急于将朝鲜半岛统一，结果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差点把自己给打没了，我国这才开始援助朝鲜，开启抗美援朝战争。
当时我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建国初期，我国军工厂和生产线都少得可怜，武器生产能力并不强。这个时候的军队使用的还是"万国牌"武器，为了能够武装解放军，为接下来的解放事业做准备，毛主席曾在访问苏联期间签订了3亿美元的贷款，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外债了，不过并不多。
图1：志愿军向朝鲜进发
谁曾想到，1950年6月下旬，朝鲜的内战爆发，美国还参与其中，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是，开始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援朝战争。
苏联的有偿支援
美国当时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是妥妥的强国。当然，我们也不差，有坚强的意志，有广大的人民，可是恰恰缺少战争最重要的资本！依靠我国刚刚武装的军队去打仗，很有可能遭到降维打击，好在，我国的这次进军也受到了苏联的支持。
苏联当时是我们的"老大哥"，自然给予大力支持，在抗美援朝期间，很多武器都是苏联支援的。但是以小见大，亲兄弟还明算账，显然物资武器苏联不会白给，最多来个优惠价！也许是为了照顾穷兄弟，给的还都是他们淘汰下来的武器，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事实上，斯大林当时相当精明，尽管他知道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对于苏联意味着什么，但也害怕他的投资打水漂，在战争初期支援了495辆汽车。好在，随着战争的展开，他看到了志愿军是只潜力股，这才开始大力投资。
图2：抗美援朝战争
在1951年，第二批志愿军开始大规模入朝作战时，和苏方谈好的是在要提供60个师的军备，但是随着朝鲜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苏联给武器就开始拖拖拉拉。
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苏联自己的问题，在经过二战之后，苏联遭到的破坏是巨大的，生产力受到了影响，也许是真的来不及生产出武器了。
其次，可能和当时的入朝作战机制有关，当时是轮番入朝，新兵来了之后之前的人自然要回国，回国自然要带走自己的武器，于是苏联的武器变成了我国的现代化武器。这可能并不是斯大林愿意看到的。
好在，这批武器最终是在1954年完成成交。
代价究竟有多大？
众所周知，战争是个烧钱的存在，不管是人力物力，武器后勤，都是需要花钱的，而且，当时为了对抗美国先进武器，我国还向苏联购买了高射炮和空军战机等等。
经过1954年的统计，在抗美援朝时期，苏联一共援助了9.8亿卢布，折合人民币30亿元，再加上当时苏军撤军旅顺，当地军备折价9.8亿人民币，也就是，军事贷款一共39.8亿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从1953年到1965年，我国经过十三年时间还清了外债，即使是在1960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也没有违背约定。
由于在60年代时，中苏关系已经交恶，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三年经济危机，就有舆论认为这是苏联逼债造成的，一度导致人心浮动。事实上，和每年还苏联的10亿比起来，我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一共400亿，显然这不是根本原因。
图3：苏联对我国进行技术援助
那么，这笔外债值不值呢？由苏联支援的武器，装备了我国60个师的军队，而且，经由国内的兵工厂对苏联提供的图纸进行仿制，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苏联之后帮我国建设工业化基础，以及"两弹"的技术援助。
正是由于这些武器装备的支持，才使得我国能快速的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树立国际威望。而相比苏联对美国的赖账行为，我国的严格守信也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中国形象。
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三年大饥荒
日期：2005-11-18 作者：王珍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9月12日，中国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对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员说：“此次解密，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把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时代的进步，也反映了我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融入现代国际社会。本版及第十五版刊发的有关“三年大饥荒”的两篇材料均摘自《看天下》刊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灾害史上，区域性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
新中国遭遇的大灾有：1950年7月的淮河大水，1954年7月的长江、淮河大水，1963年8月的海河大水，1975年8月的河南大水，1935年8月的辽河大水等。
还有三次大地震：1966年3月8日的邢台地震；1970年1月5日的通海地震；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
旱灾方面，大范围干旱并持续时间久的是1978年到1983年的北方连续大旱，受灾面积覆盖整个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以上每次灾害都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乃至沉重的打击，但这些还不是最不堪回首的。
在新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饥荒”。
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挨饿的岁月。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远远超过了解放后历次自然灾害的总和。
历次灾难过后，灾民都能从重创中顽强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园，惟独那三年大饥荒，如梦魇一般萦绕，挥之不去，却又常常不敢提起，45年来，“三年大饥荒”一直是中国人记忆中最难以触摸的疼痛。
官方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还原当年的气候和灾害状态，专家和学者们从1959至1961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和气象学中分析。
研究发现：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
1959年7至9月间，我国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
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的。但是，由于我国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
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降雨量偏少。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没治疗，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就多领了一份口粮。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潼川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翻阅史料得知，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
“盲流”这个词，诞生于1956年中央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着力解决“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三年大饥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
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跃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赖先生说：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那就是一点旱灾吧，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提出质疑。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而是让社员在一个山拗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
赖思强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
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象，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冬天回京，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实情报告给毛泽东而踌躇了一整夜。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由此看来，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问题，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
（王珍）
习仲勋“长葛调查”揭秘三年大饥荒
作者：颜昌海
不久前大河网的《习仲勋1961“长葛调查”》大型报道推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读者热评称：还原了历史，看到了真相，习仲勋在长葛的事迹感人至深。
1958年8月2日，长葛降了暴雨，桥梁被冲毁，公路被断。8月7日，毛泽东视察孟排，车至孟排县郊宗寨村田间路口，发现几天前下的暴雨也把这儿的路面给冲坏了。于是，毛泽东下车，头戴草帽，走到了宗寨村长势不错的玉米地里、谷子地里。
毛泽东要去孟排视察，缘于一个小人物的大谎言。
1954年，时任后河乡胜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后划归坡胡人民公社）支部书记马同义观察到：填平的旧井坑、壕沟和开沟的葱茬地，庄稼长得格外好。受此启发，他带领郭林奎、胡海松、胡全太等就在1.2亩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实验。土地深翻1尺5寸，同时与分层施肥、浇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结合”。之后，他们种上优良品种白马牙玉米；结果，亩产破天荒地达到1037斤。比没有深翻过的土地增产了不少。其后，他们摸索总结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著名土壤学家熊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把这种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为“马同义深翻土地法”。马同义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级特等劳模，孟排村因此荣获时任总理周恩来亲笔签发的奖状。1958年是大跃进的疯狂年代，谎言比吃蜜还甜，5月，河南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为先进农业县代表，参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大会发言。
毛泽东认为：长葛人搞深翻改土，“这是一大发明”。
为推动“大发明”变成大增产，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五月讲”：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由时任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大会发言，毛泽东当即予以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这是一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八月看”：8月7日，毛泽东亲临长葛视察；“九月号召全国干”：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号召。
“运动”中，“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等，不绝于耳。
“八月看”之后，长葛的庄稼提足了“精气神”，产量压也压不住地噌噌噌往上增。在长葛的引领下，河南有了个空前绝后的“大丰收”，喜报、号外像吹足了气的氢气球，飘扬在云彩之上。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是一种害死人的说法。
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为的三年大饥荒。当时的口号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习仲勋的“长葛调查”纪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或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
为什么？中国是统购统销政策，吹牛是要报税的。你报产量是多少斤，你这个地方就得交多少斤粮食。吃了苦头后，基层干群就不想再放“卫星”了。但是中层的干部坚决不干，一定得冒进──让数字冒进，自己才能升官。于是乎，1959年，河南开始“反右反瞒产”──基层干部说没产那么多粮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这般，村村家家的粮食都被征购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是承续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不料想，因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书”言辞犀利，大说实话，惹恼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一下子成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突然走向反面，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河南“反右反瞒产”火上再加油。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此推动工作，见效自然很快，恶果却是灾难性的。
一场悲剧，就此降临中原。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
1960年初，习仲勋副总理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打倒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粮食虚报产量，强行上交，饿死百姓无数。
中央不能不面对。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说是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饿死人问题。带着一系列问题，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带领12位国务院下属部门的领导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被派到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最典型的长葛，展开蹲点调查。
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当天就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政治犯问题，情况属实吗？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习仲勋追问：“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泽东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泽东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吹牛说，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习仲勋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
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习仲勋再三鼓励他们，并说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有点儿尴尬：县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4月11日，习仲勋等人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几里路，来到宗寨大队。时任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将习仲勋一行接进村子。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带着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前往监狱调查，并看望这些蒙冤之人。他发现：刘毛已冤死狱中，冯海成已被内定为死刑。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4月16日，冯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信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冯海成很泄气，走了。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信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也会像刘毛一样，冤死在监狱里！”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率工作组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张继增向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等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咱这儿，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但是，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
习仲勋让张大力打开囤子看看，张大力显得非常难为情。
于是，习仲勋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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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传媒网2016-12-13 09:36:05
在今天的《口述档案》节目当中我们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官方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习惯性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全国性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饥荒的灾难，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因此丧命。但是在我们潍坊的昌乐县在这一段时间内却很少有人因为饥饿而离世，昌乐能够避开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当时的县委书记王永成，今天我们就和王老一起讲一讲关于他的那一段历史记忆。
在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里小区，《口述档案》栏目组来到这里拜访一位92岁的老者，他就是这一期口述档案的讲述人，在全国总工会离休的昌邑人王永成。王永成1924年10月8日出生于现昌邑市奎聚街道的十字路村，他1940年在马渠村参加革命并于当年八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通过王永成的努力建立了昌北一区的新政权，并与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王永成于1953年从昌邑县调往昌潍地区担任副秘书长，后担任昌潍地区宣传部长。
1959年昌潍地区和全国一样粮食问题日益严重，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滑。时任昌潍地区宣传部长的王永成作为地委改造落后县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被派到昌乐，开展“改造落后县”的工作。其实这场灾难的降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已经酝酿了好几年。
1956年底大办高级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7年“反右”斗争后“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59年冬天，王永成带着工作队来到了昌乐。
由于浮夸风的影响，当时粮食亩产只有一二百斤公社却上报一两千斤，产量报的高，国家征购粮食就多，结果却夺了农民的口粮。从1956年开始经过多年的高指标、高征购，到了1959年农民生活已经到了不能承受的程度。
范永来：农村粮食很少，地瓜干就是好的，都吃没了就吃野菜。树皮榆树的最好吃，能把野菜粘合起来，榆树没了就吃杏树白杨树皮，那些年树皮基本都把光了。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为了能够确保全昌乐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他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昌潍地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立即批给昌乐一百万斤粮食。
一百万斤粮食虽然不多，全县人均还不到三斤，但是王永成却把这一百万斤粮食用在了最急需的地方，在紧要关头起到了大作用。在当时有的县农民砸了粮管所，为抢粮食打死了人，有的县开始大量饿死人。昌乐因为有了这一百万斤粮食，帮助昌乐挺过了1960年春荒这一关。1960年麦收后，昌乐县群众手里多少有了点粮食，日子勉强能够维持。
1960年的昌乐风调雨顺，但是由于共产风的影响，王永成在秋后检查农业生产的时候，却发现地里白茫茫的一片都是茅草。摆在王永成面前的就是增产粮食，解决全县人民吃饭的问题，但是由于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的吃粮难题有困难，于是他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和南瓜。
王永成 ：发动种高粱、南瓜、地瓜等，昌乐在开始饿死了几个人，但是很快停止了。他们两个人挨了处分，只有我自己在昌乐留下了干了书记。
范永来 ：他就号召开荒种菜，种早熟的解决灾荒 ，他是诗人写了十几首诗词反映灾荒，其中一首诗写种南瓜，南瓜不好吃但是充饥，他就是利用这个情况解决吃饭问题 。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膝，早瓜已硕长。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度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度荒做了贡献。由于种地瓜和南瓜这两手抓到了点子上，一下子解决了全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度过了粮食短缺的危机。
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度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
王永成通过调动农民积极性、收缩生产大队规模、推广记工评分办法、扩大家庭自留地面积等政策将昌乐的粮食生产得到了保证。同时在粮食征购问题上，王永成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坚决不购过头粮。1961年昌乐粮食大丰收，基本征购任务完成以后，昌潍地委又先后五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
迫于上级的压力，王永成用第五次统购粮换来了生产所需的化肥。面对加购任务，王永成能顶就顶能拖就拖，有的领导批评他有“狭隘的群众观念”，只考虑昌乐，不关心其他地方。但是不管怎样，不购过头粮，保证社员吃上饭，这是他恪守的原则，即使挨批，王永成也心甘情愿。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被强行解散。王永成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不仅如此，文人出身的王永成在救灾的同时还关心着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
王永成在昌乐最困难的1959年来到这里成为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昌乐人民平稳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在她的推荐下王永成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工作。
王永成被调往北京以后曾经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委书记职务，1981年10月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1985年12月离休。王老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拿起了画笔专一画草木，而他对昌乐人民的感情正如笔下的草木般年年不息。“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却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度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法论杂谈2021-02-01 15:18:10
一：要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有多严重，要先从1959年，1一4月份说起：当时，冀，黑，严重春旱，影响15O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O万公顷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一5寸深，实为历史少见！
二，1960年全国又发生了近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北方持续干旱，三，四百天不下雨。而东部沿海省区却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形成北旱，南涝的局面。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1960年的水平又减产了35%。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降特大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
因三年自然灾害引发的饥荒是中国几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许多地方的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肝炎，和妇女病。由于饥荒造成那个年代具有较高的罹患高血糖症，而它有较高的遗传患病的风险。
三，由于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1960年会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万，最为突出的是河南，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四，当时最流行的是返乡热，原因是农村比城里日子好过一点，最起码能吃饱饭，于是好多人辞职回到乡下，过起了纯农民的生活，但以后想回城里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五，老母亲是怎样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先讲一下我家的情况，父母是农村人，生四个男孩，我6岁左右大，下面是一年一个弟弟出生。我家当时住保定市，东关外工人宿舍。我当时瘦的皮包骨，长脖子顶着一个大脑袋，外号，大头，当时有个顺口溜，大头，大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打着伞，他有个大头。
六，话归正题，有一年春天家中断粮，老母亲看到门前一棵茶杯粗的小杨树发芽了， 搬了把凳子撸了点树叶。给我们四兄弟。用水煮着吃。好难吃啊。又苦又涩。刚吃几口。我母亲便被赶来的居委会领导叫到了外面。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此事。后来才知道。是被街坊举报了。
七，有一年的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我家又断顿了。我和母亲。拿的篮子。到郊外去挖野菜。看到地里有老农民收获白菜和大葱留在地里的根部。我母亲很高兴。我们娘俩就开始挖地里边的葱根和白菜根。就在这时来了一个男的，说我们挖了公家的菜根和葱根，不许我们带走，并且要扣留铁锨。老母亲不给。两人就开始争夺起来。当时我也急眼了。上去咬住他的左手。死也不松口。那个男的也急眼了。一脚踹在我的胸前。把我踹翻在地。母亲看到此情景。便给那个男的跪下。苦苦哀求。那个男的也可能是良心发现。把葱根白菜根还有铁掀都给了我们。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事。
八，至今难以忘怀的美食。我记得有一年，快该过年了。老家来人，给带了一点棉花仔面。我妈妈用水拌成疙瘩，做了一锅棉花籽面面疙瘩汤。太香了，太美了。至今难忘。什么叫棉花仔面呢？就是棉花去了棉絮，它那个籽磨成面。叫棉花籽面。但是。吃了以后那叫一个正宗便秘。
我们家有一个小秤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我给大家慢慢讲述一下。在那个年代啊，每个人的口粮。每月是固定的。年龄不一样。每月供给的口粮也不一样，所以吃饭时按照你本人的供应量，称重给你吃。有时剩下干粮，怎么办呢？大人会在房梁上拴个钩子，用篮子装上干粮。挂到房梁上，防止我们偷吃。粮食太紧张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了过去不愉快的事，就不提了。说说现在吧。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市里买了两套房子，出门有自家的车，有自己的养老存款，还有每月5000多的退休金。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知足了。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困难都是暂时的，是一定能够克服的。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有信心。只要肯努力。肯定就有辉煌的明天。
水煮歷史2015-01-30 06:10:00
前言：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讲1960年的饥饿以及死亡，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或许会以为那一定只是个故事。不，作为省报的一个记者，我亲历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历史，我有责任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包括其中的虚伪和作假），为历史提供比官书更真实更具体的一个文本，因为对饿死三四千万无辜百姓这庄我们民族历史上没有过的滔天罪恶，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没有认真的反思，更谈不上问责，所以一点也不能认为我的记录已经是一种多余。为了表示我对历史的尊重，哪怕在细节上都不加任何修饰，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上发表了原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尹曙生写的一篇文章，也为本文的真实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文章说，1960年省公安厅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愿报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报社。那时候我还不满22岁，尽管那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物资供应同我原来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并没有丝毫受苦的感觉，脑海里装满的惟有“事业”二字。记得四月报到，六月便到“万里黄河第一城”尖扎县去采访了，在那个遥远的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城，我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黄河里颠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第一次走进藏族同胞的帐房，第一次看到从县委书记到生产队长如何带领公社社员“大开荒地，大办农业”，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场上插上“高产田”“丰产方”的字牌，那是一个字足有两米见方的大木牌……那时的我，整个身心都浸沉在年轻人都会有的那种新鲜和兴奋的愉悦之中，青春的激情在体内勃发，我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几乎每天都有稿件发往报社，在我心里，真是感到生活多么灿烂，工作多么美丽，“形势一片大好”！
可是没有一年光景，情况就开始大变，每月每人二两油半斤肉和几两豆制品都需要排队才能买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点之类，在市场上已经绝迹，抽烟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闻所未闻的地步（注：一支质量低劣的烟，供烟民们轮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币）；最严重的是每月的粮食定量开始大幅度减少（注：从28斤减至22斤，再节约一斤“支援”灾民，实际为21斤，后来又减至不足20斤，面粉从“85粉”到“88粉”，以至“95粉”）于是，什么“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谁发明的旨在解决肚子问题的种种新鲜奇特怪异的东西就象“灵丹妙方”一样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迅速传布推广，我所在的单位自然也不例外。记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机关食堂（报社也在此就餐）贴出一张布告，说是“根据领导指示，从七月一日起（这日子纯属巧合，绝非本人有意编撰，所以记忆犹深），粮食定量吃饭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纳闷又好奇，中枢神经甚至有点兴奋。这是谁发明的呀？谁这么有智慧有才干呀？许多肚子里早已没有一点油水的善良百姓都这样想这样盼：毕竟，从此以后，不至于每次吃完饭肚子依然觉得空空，也不至于一个月的饭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终于等到了那伟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门口就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等待开门的人群，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马上要到嘴边的这顿早饭究竟会是怎么个模样？大门一开，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进去。恐怕连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象到这“放开肚皮吃饭”的精彩和滑稽：只见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个个大缸，缸里是切碎的卷心菜青皮和极少杂面煮就的“稀糊”--其实和清汤没有多少区别。不过省委的小“公仆”（干部则另开中灶和小灶）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们仍是高兴非凡，有人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几乎比一洗脸盆还要多！（后来才懂得，这样下去就出现了大量的浮肿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丢了小命。）
就在这个时候，我先后碰上了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两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说吃包子。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罗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这就要说到吃人肉的事了。这听起来很是吓人，但确实是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这里，我先得交代一点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较少，所以相对安徽、河南、甘肃这些省份来，饥荒出现和蔓延的时间好象稍为晚一点，1960年，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可青海一时还没有显出紧张，大约是在下半年开始，饥饿的情况才愈益明显起来。那时候，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饥饿状态的“严重性”“难受性”和“可怕性”，于是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喂饱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时，省委领导部门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干部下班后必须“采集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还列出若干品种，如灰条、苦苦菜等），好在那时几乎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农场，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闹拣拾外，可以派出“专业队”去集中批量采集，少数有“实力”的单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捞队”，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网打鱼（那时可不像现在讲求什么生态环保，怎么捕怎么打都行，谁捕归谁），他们的日子自然就要好过得多。我所在的报社虽属省委管辖，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关”，吃饭问题就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省委机关的人比我们好过，当然，我们比一般机关的要好过，更别提百姓了。但是许多人还是没能逃过浮肿这一关，记得全报社得浮肿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于老家母亲二姐她们时不时省下一点全国粮票给我寄来，我有幸躲过一劫。那时的总编辑叫乔迁，他是1938年在清凉山就办报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注：处级吃中灶，小灶须厅部级，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审稿件时目睹小灶的“优越性”，最深刻的莫过于那雪白的圆圆的可爱之极的小馒头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白那么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馒头。）他说过一句名言（我敢说，当年的青海报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句话是这样的：“浮肿的人，不能出去采访，丢社会主义的脸！”他还振振有辞地说：“浮肿，主要是思想问题，有的同志怎么没浮肿，我怎么没有浮肿？”关于办报，他也有精彩的经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脸上，不要搽在屁股上。”这是他一次批评一位愚蠢的记者办了一件愚蠢的事后说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我现在依旧觉得他这话对于所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性，而且，用现在媒体上常见的话说，叫做“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过头来再说吃饭问题。由于情况愈来愈严重，偷馒头票乃至偷食堂馒头的事便屡有发生，尽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单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学又是我老同事还是本家的“孙记者”，一次外出回来迟了，他迳直到大堂后面去买饭，恰好没人，便顺手牵羊在笼屉里拿了一个馒头，真叫运道不佳，临出门被人逮个正着，这下糟了：“搞宣传的还干这种丢人的事？”“还是省委机关的，连百姓都不如（这话说的，百姓都不如机关干部？）”可怜这位本家连续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检查且不说，最后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票子也丢了。我们部门的老领导吴仲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担保，才算没有把这位1958年的北大毕业生扫地出门。我自然也是发了言的，无非是有辱斯文什么的，可能没有什么过激的话，我是想，一并非有意为之，二毕竟是馒头票太少，肚子太饿，加上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何苦为了一个馍弄得大家没脸面。记得俄国的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关于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为偷面包被人当成贼而痛打了一顿，我读到这里好象总是很同情那个流浪汉，这或许就是我不断受到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谁不艰难，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困难时期”下放到农场劳动，一次回到省城，刚下汽车，在教育厅给我打电话，那颤抖的声音听着就有点不对劲：“老孙吗，我是某某呀，你能想办法弄点吃的东西麽？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农村的家时，才知一个儿子已经饿死，另一个出世不久的女儿由于家中无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烧死，这是怎样的惨剧呀！
绕了一圈，现在再说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东部农业区有个叫“民和”的县城，滔滔黄河从它的南面流过，静静的湟水则从北面将它和甘肃的永登县分开。这里的气候是全省最好的，这里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这里的交通是全省最发达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兰青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是它第一次歇脚的大站。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青海的“粮仓”，盛产小麦、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于水果品种之多，恐怕初来乍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间，到此地来采访的趟数少说也有十好几回。
这一次，我到了一个浅山（本地称呼，即半山）地区的生产队。这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建议不要宣传“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实际上，农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伙，“吃饭不要钱”的美梦似黄粱一样成了笑谈。现在，当农民有了自由吃饭的权利时，却完全没有了自由吃饭的可能：他们被彻底的剥夺了，一无所有，连锅碗瓢盆都没有，真正的要从“另起炉灶”开始。我多次在农村采访，毕竟对农村的情况还有所了解，出发前，我就作好了精神准备：“自然灾害”已经连续三年了，城里干部的日子都不易，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更加艰难，加上正是青黄不接，那困难恐怕难以想见，那里的农事活动还在正常进行吗？那里的社员家中还有粮食吗？他们还有“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吗？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呢？那里农民的身体状况乃至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设想了许多许多的问题，就是没有想到此次会碰上人吃人这桩让我惊诧莫名难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里一辈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特别是后来当我悄悄告诉我几个好友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能向领导汇报……更加使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历史真实，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是有意要让后人在遗忘中抹去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呢，还是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呢？这是怎样的一种沉重一种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懑和狂怒！这些饿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觉得有些异样。历来到农村采访，在找到支部书记或者队长（即现在的村长）后，一般总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这也就是吃饭的人家，可是这一回却安排我和一位饲养员住，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像钱柜那样的桌子和一铺同样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里的霉味、牲口的尿粪味扑面而来。队长把我领到之后，交代说，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简直就是“木”，一个有些佝偻的满脸黑乎乎的老头）将就着吃吧，粮票和开支（指伙食费）也给他吧。刚要转身，又说，这粮票其实也没啥用，乡里又没粮店，不给也行，多给几块钱。抬脚刚往外走又补充说，明天，你要是参加队里劳动，中午有二两炒面。说完就走了。我怀疑耳朵出了问题，竟有“炒面”？后来才知道那是野燕麦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我试着吃过那种“食品”，无法下咽，粗糙得似乎会把你的喉咙刺破。可为了这二两“炒面”，大家还是会拿着一个碗或者一个布袋，去排队，去等候。看那场面我直想落泪。
夜里，在同老慕说话中，才知这里的艰难非我等可以想象，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树皮，那是好东西，后来，只要是地里长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后来，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见啥吃啥，连“观音土”也吃了，顶饿呀，可那玩意儿涨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没少死人，先是年岁大的，这也罢了，阎王早叫他几年，总要走的，最可怜的是娃娃，哭着闹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几年没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还不是个死？
“那你日子乍过的？”他回答说，我嘛，一世就我一个，队里照顾我，有啥好吃的，总记着。这不，还有几头牲口在这儿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给牲口捅刀子，公社来人按“现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说，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给饿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几两肉吗？这小子可忘了，几百号人，全指望这几头牲口呢，没有了牲口，你说，庄稼人还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便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样匆匆离开了这个村子，或许更是担心别惹出更大的麻烦，也可能干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地狱般的恐怖和残酷……
那时的报纸，从省报到中央各报，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要是说了点肚子饿甚至饥荒之类的话，那必定是“反对三面红旗”，必定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只看到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等等。那时农民有句特别形象特别精彩的话：“报纸上的字（指大标题）越来越大了，碗里的糊糊越来越清（稀）了。”在另一个地方，我听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里的清汤照着天花板上的字（农村多用报纸糊在天花板上），越来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几十年后，非官方公布的资料中说，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万，其中4000万是农民（据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进》），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如果按总人口比例计算，那么青海应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样一个比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或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有时我想，每个个体生命一生的遭际怎么那样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人生命运的乖戾、盲目和无情，简直难以解释，然而，有谁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竟会如此惨烈地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亲”的怀抱里，而且让老天爷承担了罪责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隐瞒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后，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初步好转，当然，食品的供应还是极其有限，买什么都要票证，我亲历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说明这种状况：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食品店买东西，进来一位老婆婆，她看见店里摆着一些鸡蛋，便对营业员说，想买几个鸡蛋。营业员问老人，有证明吗？老人问，要什么证明？营业员说，出生证呀。这时，老人一脸失望地说，我都六十多了，那东西早不知道扔哪儿了，要知道那纸片片能买鸡蛋，还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也多少显出了心理上的些许宽松（多长日子了，难见笑脸了）。那时，许多机关，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别是“高价”食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后来才听说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体是15元一斤（500克），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五斤。记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过之后，晚饭后经常出去散步，出门时我买二两糖，每人可得七颗，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于是调头，再由他买二两，刚好到家吃光。当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负担不起的，工资也只有七十来块嘛。不过，这个聪明的抑或无奈的政策毕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肿大大减少了。就在这样的时候，报社领导还是省上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中国农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迎接生产新高潮的到来？
这又是一个春天。我受领导的派遣，“带着问题搞调查”，又一次到了民和县。这次我选择了一个川地的生产队，在湟水之滨，兰青铁路正好从她身边划过。还没有进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园，那盛开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是到了另一个神话世界，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在我记忆里，怎么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叫做“川口”的那个我已经来过多次的地方吗？我怀着极大的兴奋，一步步朝果园深处走去，很可能，还哼着什么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常常会下意识地哼哼曲子，高兴时，难过时，都会这样）。在一棵大树下（好像是棵银杏树），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轻声轻气地问她：“阿奶，干什么呢？”她回答说：“看园子呢。”声音很细很小。我又问：“队里的还是个家的（本地话，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队里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说，困难的地方允许土地承包，说这叫“放宽政策”。这“政策”一“放宽”，竟然面貌立即大变，我因此而常常纳闷：“放”了就“活”，否则就“死”，这叫什么“政策”呢？我把领导提出的“现在农民在想什么”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问这位阿奶，听到的回答却让我半天回不过神，她望着我，一脸的不解一脸的无助，好一会，才说：“同志啊，我想吃个馍啊！三年啦，没吃上一口干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描述这句话对我心灵的震撼，我只记得，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个馍呀！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想吃个馍”这句话还时时在我心头回响，每当我懈怠时奢侈时忘乎所以时，那一定是忘了那个老奶奶，而当我对我们的祖国对我们的人民对这个执政的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时，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样的瘦弱那样的苍老那样的无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张破旧的小凳子上还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她终于吃到一块干粮了吗？
我可爱祖国的可怜百姓啊……
欣怡24天前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纪录历史，还原真相 警戒后人 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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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在深秋18天前
60年前后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吾辈親身经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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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卫浴14天前
有良心的记者，欢迎你以后多写点实事求是的东西，让我们看看一有增加点记忆和长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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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者老头17天前
有良心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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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1446539639天前
忘不掉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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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鹤7271天前
我是经历者，四川那时比作者写的那个还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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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好奇的铲sh官21天前
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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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华林之声16天前
冤魂，啥时候能出现在课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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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鹤7271天前
资料珍贵，该人后人知道，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作家于艾平说得好，“原谅，但不能忘记”，珍惜今天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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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81968754571212018年10月3日
啊，祖国母亲。我们农民也是你的儿女，也要在您的哺育下存活与成长。我们不求厚待，但求平等。祖国毋亲，我们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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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720321135327627天前
有良心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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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270407505473225天前
写的真实，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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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身经历过那场灾难，也亲眼目睹一个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的年轻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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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用户607911112842312天前
每每回忆起那个年代就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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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334469256934511天前
真实的记录，莫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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