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我印象里是哥哥的生日，是我建博客以来第一次赶上哥哥的生日，想写点东西，以为纪念。

找出《外交部孙浩同志治丧办公室》为哥哥写的《讣告》，发现“孙浩同志生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原来是公历的二月二日，我记错了。成了迟到的纪念。

兄嫂在世时，很少过生日的。我查了《万年历》，哥哥的农历生日应是正月初十，正是春节期间。我小时在兄嫂身边长大，没记得给哥哥过生日。大了以后，也多次在北京过春节，也没记得为哥哥过生日。只是1975年春，哥哥寄来一张家中生活照，说是五十周岁时照的；    1985年春，寄来一张在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门前和嫂嫂的合影，说是六十周岁了。

因此我对哥哥生日的印象不深，加之人们多用阴历生日，我也就记成阴历了。

哥哥已离开我们15年多了，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故事，仍然非常清晰的留在我的脑海中。他的国事为重、严于律己和家人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心中！尤其面对今天的一些官员，“一人得地，鸡犬升天”的裙带恶习，更感哥哥的高尚！

听父母和哥哥多次讲过哥哥参加革命初期的一个故事。

1939年，哥哥14岁，在外公的私塾小学毕业了，便按家里的安排，闯关东，学做买卖，到哈尔滨一个五金行学徒。在七、八个同龄的表兄弟中，他是最得外公赏识的，为此，三姨家的表兄（大哥哥两岁）很不服气。暗自决心，学习不如你，看做买卖的！（结果他果真做大，解放后的“五反”中，成了打击对象。他很感慨，前些年，我去哈尔滨，他还跟我讲起这些故事）。

哥哥长的壮实，老板拿他当大人使唤，很受气。更看不惯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不到一年，趁躲抓壮丁，跑回了老家。不久，便跟舅舅家的表哥孙超（大哥哥七岁，他们一起改名，我哥哥随了母性，老哥俩更像亲兄弟了。他也是从东北跑回来的）一起参加了革命，家乡叫“当八路”，这是一九四零年九月，哥哥十五岁多。

开始，他在家乡周边活动，是八路和日本鬼子的拉锯地带，往南五里是山，往北十里是有名的北马镇，有鬼子的炮楼。家里的奶奶、妈妈（爸爸在东北）、叔叔、婶婶没有反对意见，还时常资助他。

但不久，哥哥活动的离家远了，奶奶不干了。于是，在一次哥哥回家时，奶奶和妈妈把哥哥“扣住”了，并安排小他两岁的堂弟看住他。

四叔是当时八路的村长，哥哥请他帮忙，一起做奶奶和妈妈的工作。同时，向堂弟做工作，讲日本鬼子在东北和家乡的暴行，向堂弟晓之以民族大义。这样，家里的看管放松了许多。

几天后，一位战友来看他，便一起计谋。哥哥以做人的礼貌，得到了送“客人”到村边的自由。进而堂弟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教育，放了哥哥一码。

在久等不来之后，奶奶发现上当。于是组织人马，四叔一路，妈妈和三婶一路，四处寻找。结果，妈妈找到离家五六里的一个山村，八路常在那里办公的一间屋子。妈妈推开门，向一位认识的同志找儿子，答：“没看见啊。”问：“他常来这儿的。”答：“是，不过这次没来啊。大娘，不信，您进来看看。他来了我一定告诉您。”就这样，两个女人无果而回。而哥哥就躲在门后。

多年后，妈妈当故事讲给我听。在1954年，哥哥到哈尔滨探亲，也讲过此事，说他就在门后，看战友把妈妈哄走，既为能继续抗日而高兴，又为慈祥的妈妈寻子而心疼。而现在当成故事讲，妈妈故作生气状，“你还有脸说。人家让进去看，就觉得不能糊弄我了。”哥哥认真的告诉我：“咱家，奶奶、妈妈最善良，在村里、家里人缘非常好。我最想她们。”

在国难当头之际，他首先选择了爱国！建国后，他仍以国事为重，先后在青岛、上海、北京工作。远离父母。忠孝难全啊！

但哥哥爱妈妈、爱家的拳拳之心，也在时刻的感动着我们。

1950年春节，爸爸妈妈带我从哈尔滨回龙口老家过的，这是我第一次回家乡。哥哥是1949年6月青岛解放时，随军进入青岛，任《胶东日报》采访通讯科长，刚到25岁。他专程从青岛回去团圆。

那时我小，第一次见哥哥，印象最深的是，他带了相机，给我们照了几张相。可惜，哥哥工作繁忙，调动频繁，照片没保存好，只剩奶奶的一张，也受损。哥哥在调到上海后，请人按照片画了一张奶奶的像，再翻拍的。

1954年，中央撤销华东局，哥哥、嫂嫂从上海被调到外交部。利用调动空隙，他到哈尔滨探亲，看望我们。到照相馆照合影留念，又专门给爸爸、妈妈照了单人照，回北京后给放大寄回来。现在留给后人的奶奶、爸爸、妈妈的大照片，都显示了哥哥的一片孝心。

1955年底，兄嫂又和爸爸一起安排我和妈妈去京，我在兄嫂身边度过了对我人生有着极大影响的、美好的六年青少年时代！这在我的《嫂娘情》等博文中都有记叙。爸爸、妈妈也曾去北京看望我们。

1960年，在他完成了《外交学院》的本科学业之后，便频繁的出国，驻外，直至1986年离休。期间，在刚果（金）和柬埔寨，甚至面临生死考验，他都以自己的坚定信念、大智大勇，“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中间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亲自动手抓重点调研，注意总结经验，工作能力、政策水平高，能大胆拿出自己的见解，供部领导参考，为开展我外事工作作出贡献，圆满完成中央和我部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讣告》语），正如《讣告》中最后的评价：“孙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我和平外交路线努力奋斗的一生”！

这样，他就更无暇顾家了。两个女儿和我只能从他的信中得到指导和鼓励。父母也只能从信中得到安慰和问候了。父母和我的生活费，也都委托外交部总务司按时寄送了。

因此，我们对他回国述职的短暂时间，都看得极为宝贵，盼着能在此时见上一面。

因此，我对哥哥嫂嫂的几次难得的探亲团聚，印象极为深刻。

最后，在1983年夏天，哥哥从毛里塔尼亚回国述职。虽在1982年春兄嫂刚回来过，但因当年秋天，妈妈中风瘫痪，我们仍急切的盼兄嫂回来。无奈，他那年回国述职时间紧、事务忙，脱不开身。于是他叫二女儿回来，代表他看望奶奶，以尽孝心。

1984年正月初五，妈妈临咽气，还再次问我：“你哥哥回不来？”当看到肯定的答复后，老人理解又不无遗憾的闭上了双眼。此时兄嫂远在毛里塔尼亚。

1988年春节，我带两个孩子到北京和兄嫂一家一起过年。哥哥已离休，说起现在有时间了，可是看不到妈妈了，不由得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不停地念叨“对不起妈妈”。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哥哥哭，而且哭的这样伤心。那时哥哥63岁，妈妈去世已4年。     1989年暑假，我和老伴来京看望兄嫂，哥哥已经病了，深感心疼。之后，每年暑假，我都来帮助嫂嫂照顾哥哥，寒假由儿子来帮大妈照顾伯伯，直到1993年秋天，哥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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