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的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不是偶然的（之三）

缪新亚

        带着红色基因的中国红色文化从上海起步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红色文化是特指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因此，它的起始点应该就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而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筹备地、成立地都是在上海。因此，我们说，中国的红色文化是从上海起步的。这个论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代初在上海筹备、成立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它具备建党的“天时”、“地利”的优势：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1910年代之后，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一连串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1914年——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兴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到了1920年代，中国迎来了一个社会重组，思想界分裂的年代。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的群体开始形成。

    作为工商发达、思想活跃的上海，尤其是近代上海“三界分立”的政治格局，打破了封建政权对城市社会进行统一管理的权威。传统的治理威信和方式逐步消解，城市区域产生很多管理弱化的“飞地”和“真空区”。特别是执法力度低，管理滞后，咨询发达，交通便利，房价低廉（与工商发达的英租界相比）的法租界，俨然成了铁幕统治下的“边关”之地——各种思潮汇集的前沿，成了各种思想者竟相驰骋的交锋之地。

    其次，在上海建党，同样还存在着“人和”的因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列宁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一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章。非常明确地提出：共产国际要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要在这些弱小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选择在哪里成立，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俄共代表费奥多尔在上海之行后作了回答：“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建党的两位重要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也都有在上海建党的想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们双双成为学界领袖，革命前驱。当陈独秀痛心“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工人已经举行大规模罢工，后来，上海有11万产业工人参加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迁移到了上海。也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注意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性。1920年初陈独秀为逃避北洋军阀的追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出京避祸。实际上2人另有所谋，据当时有《新青年》的“二把手”之称的高一涵回忆：就在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的几天的旅行中，他们已经商定好由陈独秀在上海开展活动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同时在北京采取相应行动，以便形成一个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局面。对此，胡适著、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中也有记载：“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陈独秀的到来，在新老渔阳里形成一个‘’红色漩涡‘’。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立刻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建党的筹备之中去了。他住进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把《新青年》编辑社从北京搬到了这里。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老渔阳里连同与之相通的新渔阳里，一道能量巨大的“红色漩涡”骤然形成。很快一个思想观念、政治组织的巨大磁场在新老渔阳里生成。建党前后，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许多革命先驱在这里频繁进出。有许多重要"红色"机构（社团）在这里设立，也有许多重要革命活动在这里举行，革命思潮在这里激荡，建党思想在这里萌生！

       新老渔阳里成了中国共产党“十月怀胎”的温床。

    ——1920年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老渔阳里2号成立。它是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在我国最早出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1920年8月老渔阳里2号又诞生一支中国前所未有的“轻车突骑”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此为活动场所。9月《新青年》正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担当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的作用。也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8月15日由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面对工人的通俗读物。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进行启蒙教育。参加编辑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等人，都和老渔阳里2号有密切的关系。

    ——1920年5、6月间毛泽东先后两次到老渔阳里2号拜会陈独秀。共同讨论马克思主义，一起商议建党事宜和湖南联盟的改造。张申府、林伯渠、、张国焘、维经斯基都先后为中共建党在这里出没往来。

    ——1920年9月成立新青年社，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次年又成立新时代丛书社，（社址望志路李汉俊寓所）扩大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渠道。出版了一批中共早期共产主义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胜利4周年之际创办《共产党》月刊，主编李达。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半公开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这个刊物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介绍共产党的知识，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时候的老渔阳里2号热闹非凡。

    与此同时，新渔阳里6号也是非凡热闹：

    ——1920年8月22日在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发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次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团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第一次来沪就选择新渔阳里6号作为中俄通讯社的社址。华俄通讯社的负责人杨明斋。早年在俄国就加入了共产党。华俄通讯社设立后，向上海各大报纸提供新闻稿件，介绍苏俄情况。为中国广大革命群众了解苏联的革命打开了一扇窗户。

    ——1920年9月以中俄通讯社的名义创设外语学社，社址还是新渔阳里6号，社长还是杨明斋。学社表面上向社会招生，培训外语。实质上一方面是为了掩护团的工作，另一方面把它作为培养干部的的摇篮。为了掩人耳目，在报纸上打广告公开招生，实际上学员都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学员经过培训和挑选分批派赴苏俄留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汪寿华、许之桢、柯庆施等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员。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

    ——1920年10月3日由李中，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上海机器工会的筹备会。李中，曾参加过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是江南造船所锻工，后被吸收为早期组织的成员。

    ——1920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沪。在与李达、李汉俊商谈后,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在7月下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老渔阳里2号就成为“一大”的筹备处，以及“一大”开会期间的秘书处。直到1920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如期召开。

    对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上海创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它至少具备六个相关系统的支撑：即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信息传播系统、社会基础、联系国际和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发达通畅的邮政通讯系统、现代政党传统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一个政党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上观新闻 》2017-10-28）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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