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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书房名中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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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9年09月13号 10点 阅读 10130 评论5 点赞9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书房名中看变化

 

     解放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放眼全国,这个愿景基本上实现了;在城市里,更是“新村小区,小车进出“。

     改革开放初,社会上流传“小康不小康,主要看住房” 。如今人们则说:“小康不小康,主要看书房。”是的,书房是文明的摇篮,家庭的绿洲,创作的温床。书房是世界上最有文化味的地方,它不仅是反映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更是衡量社会进步、生活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尺。我们从小小的书房名中可看到国家的巨大的变化.。

     

    著名作家叶永烈原先没有书斋,全家挤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1979年,他搬进上海西区新村中的一套25平方米的房间,共两间房子,两个孩子合住一间,他和妻子住另一间。为有笔耕之地,他看中不足三平方米的阳台,请来木匠,做了一排窗子,聊避风雨。这样,阳台就成了一个小小的书斋。亲友们见了无不称之为“阳台书斋”。叶永烈也就“从众”默认了。他在阳台书斋的两头各置一张书桌,一张是自己的,一张是妻子的。他的书桌是只普通的写字台,上面还“站”着两只竹制的书架,有三档,“宛如两个威武的门神”。书架上放满各类工具书。阳台书斋的窗户安装了20块花玻璃,光线充足,但不透明,与对面的一幢楼彼此“绝缘”,有利于排除干扰,可使思想集中,便于写作读书。阳台书斋有时也欠理想,盛夏之际,阳光直射,在此伏案写作犹如身居蒸笼;寒冬之夜,气温比卧室要低好几度,此时写作就像处在冰窖,手脚僵麻,斋主只能抱个汤婆子,坚持在灯下笔耕。有家电视台专访叶永烈,欲拍其“阳台书斋”的胜景,无奈书斋太小,摄像机不能施展其身手,而只得作罢。不过在阳台书斋中叶永烈写出了百万字系列长篇传记《“四人帮”兴衰记》等许多作品。

      1988年,组织上增配隔壁一间房子给叶永烈,他把书斋迁了进去,将书房取名“沉思斋”,他说:“我的一部部新著,都要是我沉思的结晶。唐韩愈说:行成于思,意即学问产生于多思之中。”如今他又迁进了新居,不仅拥有书房,而且还拥有一个用私家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收藏了五万册图书。 叶永烈自豪地说:“ 我的藏书太多,胜过一家普通的图书馆。” 在他的藏书室,安放了29个书橱。斋名“沉思斋”由著名书法家张森所书写,室内四壁摆满“顶天立地”的书架,在书房中间,还有两排书柜,里面陈放的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文艺书籍、党史等。除各种书籍外,还有大批珍贵档案,诸如与名家的来往书信、著作手稿、采访记录本、读者来信,以及已经成为“绝响”的采访录音带等,确实,俨然是一座图书馆。他在这里读书,有一种“坐拥书城”之感,那是他最美好的时光。

     

     著名记者、原《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的书斋书涯可能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缩影,从中可看出我们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他的书斋名为“盈尺斋”,顾名思义,“盈尺斋”形容书斋之小,不过盈尺而已。丁锡满在《迷眼的乱花》一书的自序中这样介绍他的书斋:“我原来的居处,十八平方住着七个人口,夜里进门,要脱掉鞋子踏着儿子们的地铺才能到达自己的卧床,当然放不下写字的桌子。我的‘写字台’就是放在储藏室的缝纫机台板。那储藏室不到一平方,正好放一架缝纫机,我把它叫做‘盈尺斋’。半夜三更蜷缩在里面写点豆腐干文章,家人的鼾声于我无扰,我的灯光与家人无扰,倒也自在得很。”盈尺斋虽小,却也足可驰骋文思,编织美文。他的杂文集《迷眼的乱花》,其中有一部分文章就是在盈尺斋中的缝纫机台板上写成的。

    1992年,丁锡满分得丁香大楼三室一厅共107平方米住房,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他便从中辟出一间作为书斋。他的第二本散文集《醉人的红叶》就在这书房里写成。因为写了这本书之故,他便把斋号改名为“醉红轩”。晚年,丁锡满在上海佘山之畔买了几间农舍,经过装修之后,倒也别有洞天,他将此作为度假之用。那农舍在西佘山环山路旁边,开门见山,天文台、佘山教堂就在眼前。路边林荫蔽日,山上郁郁葱葱,早晨清气袭人,晚上万籁俱寂。早年他把归田赋闲,作为终极目标,现在虽不能在家乡天台山幽溪深谷结庐独居,却能在上海唯一的山水胜地佘山享受余年,也是快事。于是他又把斋号改为“卧绿馆”。书斋内挂了两副对联,一为著名画家曹简楼书写的“醉红卧绿,歌水恋山”;一为他自拟的、请书法名家高式熊题写的“犁纸栽文无日夜,议时论世有锋芒”,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他晚年的写作生涯。

     

   著名社会学学者、上海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邓伟志,上世纪80年代身居陋室,全家之屋集卧室、书室、会客室于一室,更可恼的是每逢“下小雨没关系,下大雨,我的壁橱就变成了‘滴水洞’。”居室就成“漏室”。为此他仿唐刘禹锡的《陋室铭》,于1987年写有《漏室铭》一文。有鉴于此,组织分配他一套住房。他迁入新居,遂题斋名为“热月书洞”。“热月书洞”,含有多层意思:其一,法国人称五月为“热月”,邓伟志迁入新居时值夏季,为布置新居,装点书房,出过几身汗,可谓“热月”。其二,书房不称书斋,而叫“书洞”,似乎有山野味,而这正是他追求的为人治学之道。他研究的“家庭社会学”,难以从正史中探本溯源,只有从被人目为野史的笔记小说中寻觅,是为“野”。其三,当年人类的祖先燧木求火,挖穴而居,是从山洞中走出来的。取名”书洞”,正是为不数典忘祖,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其四,坐在书斋里吟诵写作,舒适安逸,容易懒散,而在“书洞”中钻研学问,坐着冷板凳,就要埋首“书洞”,最终跳出“书洞”,集古今之大成,汇精萃于一炉,突破前人,有所建树。

     近年他又迁入新居,条件更为改善,专门辟了一间书斋,内有28个书架,放着近2万册书。邓伟志出身书香门第,有按“四书五经”中有关辞语命名字的习惯。邓伟志是“天”字辈,父母乃命之“天纵”,取意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既然天宇之大,任其驰骋,他遂命书房为“天纵书洞”。书斋以“洞”命之,如同他的“热月书洞”一样,不但反映他的生活情趣,也蕴含着他读书治学的旨意。天纵书洞四壁并排着书柜,里面大多是厚厚的精装本书籍。朝南靠窗处放着—张宽大的写字台,那是他笔耕劳作的地方。匾额“天纵书洞’’系书法名家赵朴初所题,字体潇洒飘逸,颇有“天纵”意韵。书洞内窗明几净,光线充足,确是笔意天纵,思想驰骋的好地方。

       

      笔者对此也有体会。我父亲虽然身为职员,可全家蜗居老屋,读书写作都在饭桌上进行,那有书房置身之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工作了,添了张书桌,已是欣喜不已。后来搭了一间几平米的阁楼,权当书房,不能立直,只能屈坐,故名“楼中阁”。之后,乘改革开放东风,小儿为我们购置了近百平米的住房,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独立书房,由著名书画家钱题名“紫来斋”。小斋的变化也同样折射了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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