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的两次无偿献血

（周庆江）

    我打开自己众多的“工作笔记本”的一册，翻到1994年笔记本，有如下记载：“1994年7月28日，闵行区推行志愿者无偿献血活动。清晨，区环保局首批志愿者周庆江、周皓早晨到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

    上午，区长黄富荣、副区长金建忠与以副总裁Chuck Pawlak为首的美国英特尔公司考察团在区政府举行谈判，区环保局等有关职能部门参加。该公司决定在闵行区投资建厂，随后着手开始环评、征地等前期工作。”

    那是新闵行区建区第二年，我作为区环保局副局长，带头参加志愿者无偿献血活动。之后，马上到区政府参加重要的外事活动，接待美国英特尔公司考察团的谈判活动。几经蹉跎，该公司最初仅决定在闵行区莘北工业区投资建厂， 2009年6月位于上海紫竹科学园区的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获批升级为国家级地区总部。

    下面是上海市献血办公室发给我的《公民无偿献血证》，证号0310888。

献血之后，因为工作繁忙，我再也没有休息，这是“撤二建一”之后公务员们的基本工作状态。与我第一次无偿献血何其相似乃尔！

    我第一次献血是在大庆。那是文革结束以后，我还在地处大庆市的林源石油化工厂（前身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炼油厂）当炼油工人。我们油品车间有一位尹成森师傅，山东籍，近30岁，精壮汉子，浑身腱子肌肉，平时干活吃苦耐劳，言语不多，刚结婚。1976年，突然传闻他身体不适，没力气，吃不下饭。有一天，他上萨尔图大庆总医院看病去了；第二天早晨，噩耗传来，说他肝坏死。及至家属和车间领导、工友去探望，他已经肝昏迷、认不出亲人了。那时，我们厂职工去萨尔图（大庆市政府所在地）就是“上街里”。他看病前，还上馆子，喝了白酒，加速了病情的恶化。没捱过两天就去世了。同事们无比悲痛，他还留下了新婚的怀孕的妻子。

    过了几个月，尹师傅的遗孀临产了，是难产。厂职工医院接生没问题，但需输血，血浆却不够。消息传来，同事们都踊跃撸袖子。我也前去验血，结果就我和其他两位工友血型相配，是B型血，而且正当年，血的质量好。二话没说，我献了200毫升血。手术成功，尹师傅遗孀母子平安，大家舒了一口气，可以告慰尹师傅了！

    那时，也没有奖金和补贴，就是无偿的。文革的后遗症还没消除，没有什么营养品可买，照样吃食堂饭。领导让我休息两天就照常上班。不久，我考上大学，离开了我一生中度过青春最好年华的大庆！

    岁月倥偬。2013年，我退休以后第五年，才第一次返回第二故乡黑龙江和大庆。老厂已经归地方并调整转型，没有碰到老同事。我近来遐想，尹师傅的第二代已过不惑之年了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旨在保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上海市先后于1989年1月28日施行《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和1998年10月1日施行《上海市献血条例》。

    改革开放40年，公民献血也走上了法制的轨道，其宗旨都是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是永恒的，是与国际接轨的。

    我现在年老血衰，已不能参加献血。但是，让他人的生命在我的奉献中延续，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已有所考虑。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父亲习仲勋同志时指出，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雪中送炭惟吾愿。”无偿献血，治病救人就是“雪中送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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