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回：

看露天电影趋之若鹜

学经典台词熟能生巧

    看电影是最受农场知青欢迎的事情，在农场文娱生活比较单调的条件下，能看上一场电影给知青带来的惊喜是难以形容的。记忆中好像在去农场的当年还没有这个待遇，到了第二年开始，露天电影渐渐进入了知青的视野，但放映的机会很有限，电影的内容也仅仅局限于京剧样板戏和《南征北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东方红》、《渡江侦察记》等少量的片子。

    后来安丰分场成立了自己的电影放映组，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思想禁锢减少了，电影的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像《红楼梦》、《阿诗玛》等原来被划入“封资修”的影片都解禁了，还有一些译制片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朝鲜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越南的《森林之火》、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罗马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等。

    露天电影场地的要求太简单了，只要有一片宽敞的空地就行。一面幕布、一个放映员、一束光，自备座位的人群，几乎构成了露天影院的全部要素。泥地里插上两根竹竿，在竹竿的顶部系上一块白色幕布，再定好相应的位置，摆上机器调试好，等到天色暗了就可以开始放映。换片的“中场”，会有人影或大脑袋映在幕布上，幕布白光闪着321，像倒计时一样，电影又开始了。

    每当传来有放电影的消息，那天地里的活会很快地完成，大家早早地吃完饭洗涤完，把平时没机会穿的好衣服从箱子底下翻出来，个个打扮得神气活现，整个大队就像过节一样。在其他大队或分场有朋友的知青赶紧把放电影的消息散布出去，邀约他们前来一同观赏。知青们同样都是抱着饥渴的心情，有电影看无不趋之若鹜，有时候通知一、二个，来的是十几个、几十个。

    放映前，人们争相打听着今天晚上究竟放什么电影，消息灵通人士探听到了电影的片名还故意卖关子，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态。头子活络的，早就察看好地形，抢占了有利位置。寝室里有椅子、小板凳的统统搬出来，没有的找几块砖头做上记号。人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赶来，不一会就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再后来者挤不进去，脸被人挡着，急得踮起脚来看，又时不时传来你踩了我的脚、他抢了他的位的争吵声。

    六大队放露天电影一般是安排在两排楼房之间的空地上，那时最舒坦的是在二楼看电影，几个知青坐在二楼的过道上和窗户里往下看，泡上一壶茶，摆上一些零食，其悠闲享乐的样子，引得别人羡慕不已，俨然成了贵宾专用的包厢。

    总之，电影放映前是一派杂乱无章、沸反盈天的景象。但电影一放映，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了。大家瞪着大眼看着银幕，随电影情节画面不断变化，或是神情紧张，或是开怀大笑，或是潸然泪下。在那个年代，看电影就似一顿精神大餐，使人情难割舍。

    露天电影一次放两部，基本上从晚上八点前后开始，到十一点多才结束。这个队放映过后，转场到其他队接着放映，同样的两部影片一个轮转下来最起码半个月。但大多数知青看一遍是不过瘾的，今天刚看过的电影，明后天别的队里再放，照样赶过去观看，包括在总场部、上海农场放，走上一二个小时无所谓，有的知青同一部电影看了至少五六遍还意犹未尽。

    为了看电影，知青们无所畏惧。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看电影的人依然不会减少，在凛冽的寒风下，冻得一边搓手一边跺脚，也要坚持把一场电影看完。冬天如此，夏天更不必说了，不怕热，不怕人挤人，不怕被蚊子叮的满身疙瘩。只要有电影看，谁还在乎那么多呢？有一次，六大队一批知青到较远的大队里看一部《卖花姑娘》的故事片，电影放到一半，天空下起了雨，放映人员在观众要求下，撑着雨伞继续冒雨放映，等电影结束，观看的知青全是落汤鸡，有的还因此受到雨淋而感冒发烧。

    电影中的一些经典台词也经常被知青们在生活中活学活用。遇到男女之间有点感觉，旁人就会鼓励男生说“阿米尔，冲！”（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台词）；当有人生活中发生困难，旁人就会安慰他“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中的台词）；几个人约好碰面的，迟到的人就会说“林妹妹，我来迟了”（影片《红楼梦》中的台词），给自己下个台阶；某人在争论中强词夺理，旁人会调侃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中的台词）；工作中遇到些麻烦，有人乱了阵脚，旁人会说“慌什么？一个小小的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影片《平原游击队》中的台词）；打牌或下棋输了，有人会自嘲“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影片《南征北战》中的台词）。

    看电影留下最大的遗产是，六大队有两位男知青因为电影的关系，从此改变了身份。先是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其中有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敌特分子叫“刘副区长”，表演者有一个招牌动作—斜背的驳壳枪整天在屁股后晃荡，给人深刻的印象。队里有位知青当时经常到四岔河买酒喝，出行时习惯斜背着挎包，从后影看上去，走路的姿态和挎包晃荡的样子与电影中的“刘副区长”很相似，有人就随口叫了一声“刘副区长”。从此，他就出名了，摇身一变成了“刘副区长”。还有一次，几个知青聚餐，其中有一人外出办事，差不多到吃饭了，有人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想不到他正巧走到门口，听说有人惦记他，马上接口大声说“我胡汉三回来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人人皆知，猛然间冒出个胡汉三来，一下子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没过多久，“胡汉三”的名头就在那位知青身上坐实了。

    当年不经意中取的绰号，一直叫了四十多年。至今人们见面，仍然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区长”和“老胡”，大多人连他们的真实姓名早已淡忘，而他们自己也从不介意，坦然接受。其情自然而然，没有刻意的贬低嘲讽，没有丝毫的娇揉造作。如果你硬要扭过来，反而显得不近人情了。这种曾经同甘共苦的农友情结，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和难以体会的。

    这正是：刘副区长名气大，胡汉三也不简单。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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